后来，桓谭以各种理由拒绝为刘秀弹琴，而是改为上书，说的多是平常之事，谈的多是兴国之声。他向刘秀呈上《陈时政疏》，提出了四大兴国建议。
一是任用贤人。他指出：“国之废兴，在于政事；政事得失，由于辅佐。”所以要任用贤能，争取“政调于时”。
二是设法禁奸。他建议，申明法令，惩办行凶违法者，包括知法犯法者，争取社会安宁。
三是重农抑商。他建议打击兼并之徒和高利贷者，不让商人入仕做官，让诸商贾互相揭发奸利之事，除了劳动所得之外，把一切非法所得都赏给告发者。这样，就可以抑制富商大贾盘剥百姓，而劝导百姓务农，多生产粮食而尽地力。
四是统一法度。他强调“法令决事，轻重不齐，或一事殊法，同罪异论”。这就容易被奸吏钻空子而“因缘为市，所欲活则出生议，所欲陷则与死比”，这样上下其手，必然使奸猾逍遥法外，而使无辜者受害。现在应令通义理、明法律的人，“校定科比，一其法度”，通令颁布，使天下人遵守。这才可使吏民有法可依，而难以胡作非为。
桓谭的上书归纳起来为十六个字：关注民生、任人唯贤，改革创新、反腐倡廉。字字真情流露，句句真情实意，他的爱国之心可见一斑。
实际上光武帝刘秀发愁的正是这件事，刘秀是个打假求真的皇帝，他看透了王莽的欺诈，也看透了西汉的做作，但是他没有看透儒家思想的虚伪。刘秀是个做事的人，他不是一个理论型人，他始终没有提出一种新的治国理论，无奈之下采用了谶纬学说，这成为东汉二百年统治核心弱点。
刘秀开创的东汉王朝相当真实，但他所崇尚的儒家思想却非常虚伪，这个内在矛盾始终没有解决。东汉一朝，不管是皇帝，还是太后，还是权臣，大都比较敬业，不乏积劳成疾的案例。但是，东汉和西汉一样，也只是存在了二百年，后来的党锢之祸、黄巾起义多少都和统治理念不清晰有关系。
桓谭就是上天赐给光武帝的机会。那年，朝廷中讨论把灵台建在何处，刘秀对桓谭说：“吾欲以谶决之，何如？”
桓谭沉默良久，思想斗争了半天，说：“臣不读谶。”刘秀问其中缘故，桓谭引经摘句，进行了阐述，归纳起来为三个方面。
一是谶记纬书是邪门歪道，并非仁义正道。
二是唯一有益于政道者，是合人心而得事理。
三是万物相生相克，生生不息，生老病死，因果循环，皆是自然现象。总而言之，桓谭认为谶纬纯属旁门左道，和儒家经典无关，和治国之术无关，和民生百姓无关。
刘秀闻言，怒不可遏，最后来了个怒吼：“桓谭非圣无法，将下斩之！”
桓谭显然还没有达到为论而死的境界，桓谭显然还没有舍生取义的崇高，在生死一线间，他反应迅速，立马把头使劲地往地上叩，真叩得头破血流，血肉糊涂……眼看再闹下去，便要闹出人命来了，良心发现的刘秀怜悯之下，赦免了桓谭的死罪。
死罪可免，活罪难逃。桓谭的人头是保住了，但头上的乌纱帽却丢了。本着眼不见心不烦的原则，刘秀将桓谭贬为六安郡丞（相当于郡守的副手）。
辛辛苦苦一辈子，一夜回到解放前。对于桓谭来说，他努力了这么多年，奋斗了这么多年，从大的意义上来说，是为国为民，兴国安邦。从小的层面来说，就是为了人生梦想、个人抱负。刘秀贬他去基层为官，这显然是一个极为危险的信号——失去了宠信，仕途已经被毁了；这显然是一个难以忍受的事实——出宫容易进宫难，这从中央下调到地方去了，想要再回中央，简直是难于上青天。
刘秀无情、绝情，桓谭悲情、伤情，心高的他哪里能经得起这样残酷的折腾，气傲的他哪能经得起这样无情的打击？上任的路成了桓谭的黄泉路，他闷闷不乐，郁郁寡欢，古稀之年的他最后两眼一闭，一辈子就这样过去了。
值得一提的是，桓谭去世时，他的绝世大作《琴道》还有一篇没有完成，刘秀的后来人肃宗后来令班固继续完成。元和中年，肃宗到东边巡狩，特派使者祭祀桓谭墓冢，这成了桓谭家乡人引以为荣的大喜事。
第十六章 后宫风云
“无情不似多情苦，一寸还成千万缕。天涯地角有穷时，只有相思无尽处。”
——宋·晏殊《玉楼春·春恨》
郭圣通后来居上
谈完了国事，来看刘秀的家事。
前面已经说了，更始年间，刘秀已有一妻一妾，妻为郭圣通，妾为阴丽华。妻妾虽然有别，但在刘秀心里却是妾大于妻，因为妾是原配——他相知相识相爱的女人，而妻只是“政配”，因为政治需要而进行的联姻。
因此，在刘秀平定江山、封赏功臣、改革创新的同时，一场后宫“一姐”之争不可避免地发生了。归纳起来，郭圣通和阴丽华之间的对战可分为四场。
第一场：外围战。
在两人正式开战之前，先来看看两人各自拥有的优势。
首先，来看看“妾”阴丽华，她拥有四大优势。
优势一，情投意合的爱情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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