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晋反对造船的理由在今天看来有些可笑，但在当时，却反映了一大部分“心怀天下”，自以为“名门正派”儒学正宗的人士的观点。
宋晋的理由有这样几个：
第一，国家财政困难，仅福州船政局由于连年造船，听说经费已拨用至四五百万两，“靡费太重”。
第二，因为制造这些轮船是用以“制夷”的，现在中外“早经议和”，造船反会引起外国“猜嫌”，而“且用之外洋交锋，断不能如各国轮船之利便，名为远谋，实同虚耗”。
第三，在财政如此紧张之时还“殚竭脂膏以争此未必果胜之事，殊为无益”。他同时指出江南制造总局的情况与福州船政局相同，所以请旨敕令闽浙、两江总督停止福州船政局和江南制造总局两处造船。
如果说第一条还勉强过关的话，那么后面的理由就只能显示出清王朝自命不凡的当权者的无知和浅陋。
对宋晋的建议，朝廷既不想得罪洋务派，也不想得罪那部分清流，于是发布了一道模棱两可的 “上谕”：一方面表示轮船如果“制造合宜，可以御侮，自不应惜小费而堕远谋”，一方面又表示“若如宋晋所奏，是徒费帑金，未操胜算，即应迅速变通”。
对宋晋的这种浅陋，曾国藩表示坚决反对，左宗棠、沈葆桢于五月初先后复奏，坚决反对停止造船。而李鸿章则迟至六月下旬才复奏。
李鸿章的迟延，一方面显示了他对这件事情的重视，另一方面，曾国藩和左宗棠的表态，让他有了足够的底气。
剩下的，就只是发挥自己在辩论上的优势，对反对者进行慢条斯理，但绝对具有说服力的辩驳了。
李鸿章在奏折中首先分析了清朝面临的形势，而这种大局观的缺乏，是反对派最致命的弱点：“合地球东西南朔九万里之遥，胥聚于中国，此三千余年一大变局也！”西方列强通过印度从南洋逐渐向东北侵略，闯入中国边界甚至腹地，这是中国历史前所未有的。这种局面的形成，就是因为清朝在技术上的落后。虽然“合约”已成，但仍然是强敌环伺，所以，清朝要自强，而谋求自强之道在于“师其所能，夺其所恃”，“若我果深通其法，愈学愈精，愈推愈广，安见百数十年后，不能攘夷而自立耶？”
不止如此，李鸿章还在奏折中对那些自视清流的士大夫进行了强有力的抨击：“士大夫囿于章句之学而昧于数千年来一大变局，狃于目前苟安而遂忘前二三十年之何以创巨而痛深，后千百年之何以安内而制外？”
针对反对派“靡费太重”的抨击，李鸿章在全面审视国际形势的基础上指出：“国家诸费皆可省，唯养兵设防、练习枪炮、制造兵轮之费万不可省。求省费则必屏除一切，国无与立，终不得强矣。”
李鸿章坦言制造船舰花费甚巨，但认为“为国家筹久远之计，岂不知费巨而效迟哉”，更指出如果现在停办，不但前功尽弃，而且将为外人耻笑，并进一步助长列强侵略中国的野心。
李鸿章进一步详细说明船厂创办之初购买机器、修建厂房、培养员工确实花费巨大，然而经过初创阶段后造船越多，每艘船的成本则将越低。这一解释，从现实上给出了无可辩驳的理由。
李鸿章更是大方承认中国在海上仍打不过西方列强，然后以刚结束的普法战争为例，分析了战争中胜负的因素，最后得出一个结论：清朝要想战胜西方列强，就要造世界上最先进的军舰，而这将需要投入更多经费，而不是减少投入，更不是停止造船。
“以子之矛，攻子之盾”，李鸿章辩得高明。
当然，李鸿章明白树敌是不好的，所以又说，即便打不过外国，但建造这些船就使他们可能不敢轻举妄动；这些船停建，就会“平日必为外人所轻，临事只有拱手听命，岂强国固本之道哉？”
在这篇奏折中，李鸿章最高明之处在于抓住反对者的要害，为自己在艰难中进行的洋务运动造势。针对反对者反对造船的主要理由是财政经费紧张，李鸿章给出了解决方案，那就是办洋务。他指出，船坚炮利后面的支撑是铁与煤，而英国之所以最强大，就因它的铁、煤产量最多。
李鸿章早就想用机器生产各种民用品，但他深知守旧的反对力量太强，因而不敢提、不能提。此时，李鸿章恰好借反对者提出的财政问题来说明只有以机器“求富”才是解决财政的根本办法。
清廷将左宗棠、沈葆桢、李鸿章等三人的奏折交总理衙门议奏，总理衙门上折完全支持他们的意见。
通过这场辩论，李鸿章从被动转为主动，有理有据，在驳倒反对派的同时，为自己发展洋务铺平了道路。
这时的李鸿章已经不单纯是辩论家了，而应该被称作战略家。正是因为善辩，让李鸿章每每受到政敌攻击的时候，通过有力的反击，把打击降到最小，甚至变被动为主动，变不利为有利。
4.精明做事，圆滑做人
世上最难看透的是人心和人性，而对人心和人性的准确把握是一个人的判断力的基础。李鸿章对人对事都有准确的判断力，这种判断力既来自其知识储备，同时也因他对人心和人性有深入的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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