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折片结尾最为经典：“臣职分所在，例应纠参，不敢因翁同书之门第鼎盛瞻顾迁就。” 这样一语破的，不但皇帝无法徇私，朝中大臣也不好袒护了。
“翁案”的结果，是翁同书被判死缓（斩监候），下了大狱。次年（1863）被减罪流放伊犁。翁同书获罪当年，翁心存又急又气，结果一病不起、撒手西去了。而翁同龢跟李鸿章做了一辈子的对头，自然也跟这个折子有关了。
凭借这篇奏折，李鸿章开启了自己的成功之路。曾国藩曾因此赞赏道：“少荃天资于公牍最近。所拟奏咨函批，皆大过人处。”
虽然李鸿章厌恶那些以奏折作为武器，动不动就参奏的“言官”，但他在文字方面的功夫，以及他利用奏折取得的成就，在同时代的人中，却无出其右者。
文字表达能力，不管是古时候的官场，还是现代的官场职场，都是不可或缺的能力。文字是工具，用来表达和辩驳的工具，利用得当，可攻可守，可进取，也可免祸。李鸿章过人的文字表达能力，让他在以后的政治生涯中，以奏折为工具，与政敌反复攻守，为他在政治上的成功增加了一个利器。
6.做大事者必须有大格局
曾国藩曾经带着李鸿章，去宿松见同为中兴之杰的胡林翼，曾国藩和胡林翼因为战略布局的观点不同，争论了起来。
李鸿章听得烦躁，冲口而出：“这还不简单，如此这般……”
听完对整个战略布局的分析，曾国藩沉默，胡林翼震惊。
“不谋全局者不足以谋一隅”，李鸿章不论是为官还是办洋务，总有超出一般人的大格局。这让他能够十分准确地把控形势。
李鸿章的这种宏观思维贯穿在其办洋务过程中。和曾国藩一样，李鸿章的洋务活动也是从军事开始的，但他在中国军事近代化方面的贡献，要远远超过曾国藩，也超过了他同时代的其他洋务大臣。这既与他不拘成法的办事风格有关，更与他统筹全局、高屋建瓴的眼界有直接关系。
在太平天国的战争中，李鸿章认识到了洋枪洋炮的威力，开始通过其兄购买洋枪洋炮来武装淮军。
随后，李鸿章开始跟有军工经验的英、法军事人员接触，在实践中，李鸿章洋务自强的思想也在不断深化。不久，他进一步认识到，长期依靠购买西方军火，只能增加对外国的依赖性，要想自立自强，就必须学习外国的生产技术，创办和发展自己的军工企业，实现自主生产。从此，他开始与有经验的外国军事人员接触，学习有关知识。经过不断地了解，逐渐坚定了生产西式武器的决心。
此后，李鸿章开办了一系列以“自强”、“民富”为目的的工厂。
在晚清的官场上，要做成一件事，不仅要对事本身进行全局性的精确安排，另外，还要在整个官场中精确布局，否则，不仅事情会做不好，自身也会受到事情的牵连而被打倒。
李鸿章知道，要办稍大一些的工厂企业必须得到总理衙门的同意和支持，但清朝一向视西方的先进技术为“奇技淫巧”。“学习外国利器”的阻力，除了列强之外，还有来自国内的顽固守旧势力。蒙昧无知的官僚士大夫们盘踞各个要害部门，处处掣肘。这些顽固派闭目塞听，不知道世界形势的变化，不承认中国的衰弱，他们攻击李鸿章等洋务派“舍己从人，变乱成法”，“用夷变夏”。
李鸿章深知只有取得朝中重量级人物的支持，才能让这些士大夫闭嘴。李鸿章把目光投射到奕、陈廷经身上。
奕支持慈禧垂帘听政，慈禧则授权奕主持中枢。但当时两个当权者“在谨慎地互相监督着”。慈禧觉得自己脚跟已经站稳，对政务也“渐皆了然”，因而决意借机打击奕，以便集权于一身。1865 年 4月，诏责奕妄自尊大，目无君上，诸多挟制，取巧妄陈，革去一切差使，不准干预公事。由于外国公使干预和朝廷戚旧进谏，慈禧被迫让步，命奕仍在内廷行走，掌管军机处和总理衙门，但他的“议政王”的称号却被永远地剥夺了。失势的奕自然非常需要帮助。李鸿章对待奕，暗中贬之为“庸鄙无远识”，明里却对其无比恭敬和支持，这就让他们两个结成了联盟。
李鸿章曾多次致函总理衙门，陈说办厂造船的必要。李鸿章提出的建厂造船的建议，得到总理衙门的赞同。
只有总理衙门的支持，力量还有点单薄，于是李鸿章寄希望于陈廷经。陈廷经系道光二十四年（1844）进士，时任巡视南城掌四川道监察御史，以通洋务、敢直言而名重京师。1864年10月，李鸿章致书陈廷经，从敌国外患和中外军力对比立论，阐明中国“及早自强，变易兵制，讲求军实”的紧迫性及其具体内涵；抨击顽固派抱残守缺，昧于大势。李鸿章这番颇带感情的议论，果真打动了陈廷经。1865年1月，陈廷经奏陈变兵制、筹海防，在广东等海边城市设局制造外洋船炮以“靖内患，御外侮”。清廷根据陈廷经的请求，让曾国藩、李鸿章会同商酌。时机到来了，李鸿章自然不会放过。
李鸿章在给朝廷的奏折中，首先陈述了办厂理念和就地购厂的理由，然后就提到陈廷经的奏折，“虽语焉不详，未得要领，而大致与总理衙门暨臣所筹议不谋而合。曾国藩平时亦持此论，自应遵旨商酌办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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