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因为有如此深厚的根基，让李鸿章有了对付朝廷中政敌的资本。而李鸿章一生当中，最大的政敌就是翁同龢。
翁同龢也是晚清历史上一个难能可贵的人才，饱读诗书，文人气极重；但与李鸿章相比，在翁同龢的身上，那种传统士大夫的书卷气和迂腐气更重，也更为狭隘。李鸿章与翁同龢之间就个人来说，并没有什么实质性的恩怨，最主要的，还是在朝廷中的地位、权力和利益争斗。
当年户部尚书翁同龢克扣北洋水师的军饷，除了讨好慈禧之外，也是不愿意看李鸿章的实力无限壮大。翁同龢在北洋水师最需要资金的时候向皇帝上书，在两年内不再对北洋水师拨款，也出于同样的心理。
等到甲午战争爆发，翁同龢与李鸿章由于出发点的不同表现出政见的不同——翁同龢呼吁决一死战，他不能忍受李鸿章拥兵自重却不出兵打仗；而李鸿章却深知两国实力悬殊，不想打这场必输之战，更不想输掉自己的老本。
“主战”派的首领就是翁同龢。他们总是催促说，“练兵”几十年的淮新军应该上阵“试枪”了。湘淮军将领们则保守实力，不愿开战。对于这一点，李鸿章说得很清楚，中央这样做，是针对李鸿章尾大不掉的权力。为了约束湘淮军的军权，中央时时掣肘。李鸿章在《与郭嵩焘书》中，暗叹苦襟地说：“都中群议，无能谋及远大，但以内轻外重为患，欲收将帅疆吏之权。”
“翁李之隙”开始表现为“清流党”和“洋务派”的矛盾，几十年里，为了各种大小事务，两派常常是对着干。在甲午战争的时候，翁同龢和光绪皇帝组成“帝党”，主战。李鸿章和西太后主和，人称“后党”。
各种错综复杂的矛盾关系，使得任何变革现实的措施，都遇到很大的麻烦。高喊“同光中兴”“振兴中华”的口号时，他们都没有分歧，可是对于具体的项目、账目、人事和外事，争得不可开交。内廷说是，外朝说非；外朝说是，内廷说非，完全是历朝历代的“党争”形势。以至李鸿章在《与友人书》中说：“清议之祸，与明季同出一辙，果孰为之耶？”情况确实和明朝万历、天启、崇祯年的“党争”非常相似。李鸿章的“名相功业”不如伊藤博文，中国的变法、维新，始终不顺，原因就在于清朝不正常的政治格局。
尽管受到如此的掣肘，尽管受到非议，但李鸿章还是在夹缝中穿行着。这得益于他庞大的根基。在晚清，李鸿章已经形成了以直隶为中心，扇形延伸至其他省份的势力范围。
在晚清，可以说，李鸿章的幕府是除皇权之外的最大的一个权力集团。李鸿章道做官就像大树栽培一样，不仅自己的头顶要有天空，更要力所能及地把根须伸得更深更远才行。只有把自己的权力基础搭建得非常牢固时，才能谈得上实现自己的主张。
这张权力之网，确实也成了他在官场的保护网，一直保护着他在晚清政坛中历尽磨难而不倒。
6.力保侨胞，打造自己的“强国梦”
李鸿章给人这样一种印象：只要是面对外国人，不是割地就是赔款。这也是为什么很多人把他当作卖国贼的原因。其实不然，李鸿章之所以在面对列强时如此软弱，不是由于李鸿章的原因，而是因为他背后的大清国的软弱。
其实，在实力相当的情况下，李鸿章对国人以及国家利益的维护是坚决而且强硬的。这在他在处理秘鲁华工的问题上表现得尤其明显。
从十九世纪中叶起，西方列强把华工当成商品从中国沿海口岸掠卖到南美洲、大洋洲和太平洋各岛，充当各国开发资源的奴隶。当时的巴西、阿根廷、墨西哥、秘鲁、古巴都有大量的华工，尤其是秘鲁，是一个掳掠、虐待华工最猖獗的国家。
在秘鲁的华工，受到残酷压榨和野蛮迫害。华工集中住在监狱式的收容所或寮棚内，在工头的监督下，他们戴着脚镣干活，劳动时间长达十五到二十小时，每个苦力只能分到一小块吃和睡的地方。到过秘鲁的西方记者震惊地说：“华工较之黑奴又下等矣。”由于受尽折磨和非人的待遇，在秘华工“十有八九死于非命”。
当时的总理衙门先后接到多次由美国公使转来的秘鲁华工求援禀文，李鸿章看到求援禀文极为愤怒，急忙将此事禀报皇上，并提请皇上关注秘鲁虐待华工问题。
其实，清朝对于海外华工的问题，从来都是不闻不问的。康乾时期，清朝盲目自大、闭关锁国的现象从上至下无不相同。虽然处于盛世，但当时的朝廷对海外华人的命运却“概不闻问”，甚至认为其“孽由自作”；而到了清朝末年，随着鸦片战争的爆发，李鸿章看到西方国家为了自己臣民在海外的利益不受损害，竟然可以发动国家间的战争。李鸿章认识到：多年来，大清未能庇佑留洋同胞，乃是被洋人耻笑和欺辱的重要起因。
秘鲁的华工问题让李鸿章非常生气。 1873年10月，秘鲁代表葛尔西耶来华商定两国通商条约事宜。在谈判桌前，李鸿章首先对秘鲁残酷虐待华工的行为提出了强烈的抗议！葛尔西耶没想到李鸿章对秘鲁的情况如此了解，慌忙中还碰翻了桌上的茶杯。但葛尔西耶还是极力否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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