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鸿章的离去，让曾国藩也非常郁闷，李鸿章虽然有很多毛病，但不论文采还是见识，都有过人之处，更可贵的是李鸿章在性格和能力上有很多地方弥补了曾国藩的缺陷。
于是曾国藩找了郭嵩焘。
郭嵩焘与曾国藩同时赶考，曾国藩上榜，他却名落孙山，后来居然和李鸿章同时考中。所以他和曾国藩还有李鸿章的关系最是要好，这时，他站出来说话自然最有资格。
于是郭嵩焘写信给李鸿章说：
此时崛起草茅，必有因依，试念今日之天下，舍曾公谁可因依者，即有拂意，终须赖以立功名。
收到郭嵩焘这封信，李鸿章真的想回来，那时的曾国藩已经打下了安庆，这是一个很大的胜利。李鸿章借这个机会给曾国藩写信，对老师取得这么大的功劳表示祝贺。曾国藩借此机会，给李鸿章回了一封亲笔信，力邀李鸿章回来。
李鸿章见信大喜，尤其是在沈葆桢处碰壁之后，才知道这天底下真正愿意帮助自己的，只有老师曾国藩，于是他就佯装无事地回到了曾国藩幕府。
从曾国藩幕府的出走与回归，是曾李两人关系走向成熟的标志，两个人的关系已经过了磨合期，而进入了稳定期。曾国藩的接纳，说明了他的大度，而李鸿章的主动回归，则说明了此时的李鸿章，已经圆滑和老练。
从曾国藩幕府出走的李鸿章，还是个性十足的李鸿章，而回归之后的李鸿章，则是大家熟悉的中国历史上那个圆滑老辣的李鸿章了。这时的李鸿章，已经不是那个动不动就与人斗气，甚至跟人抡拳头的李鸿章了。
一个人成熟的标志是用理性来对待这个事情，而不是用情绪；是强调事情的效果而不是强调手段；是用长远的战略眼光而不是眼下一时的得失。回归后的李鸿章成熟了。
经过失败的历练，经过曾国藩的调教，此时的李鸿章在晚清政坛上已经难逢敌手了。
5.装聋作哑，屹立官场的必备技巧
民族的生存和发展，满清的存在与发展，成为晚清政坛两个不可调和的矛盾，当晚清政权的存在已经严重阻碍了民族的生存与发展的时候，作为满清忠臣的李鸿章是左右为难的。
义和团运动中，当民族和朝廷再一次发生矛盾的时候，李鸿章站在了民族利益这边，拒绝了朝廷，而是倡导了东南互保。
东南互保指中国清朝末年八国联军之役期间，中国南方各省违背中央政府的命令，拒不同外国开战。
1900年，义和团运动风起云涌，义和团摧毁铁路、电线，攻打各国使馆，六月十六日，慈禧太后以光绪皇帝的名义召集了第一次御前会议，当时的问题是：如果剿义和团，则必然与八国联军和；若抚义和团，则必然与八国联军战。
光绪皇帝问内阁学士许景澄：“国命安危，在此一举。……你搞了多年外交，熟知洋务，应当明白大势，帝国究竟能否与各国开战，请直言无讳。”许景澄告诉皇帝：“无论是非得失，万无以一国尽敌诸国之理。”据史料记载，许氏的回答深得光绪之心，在稍后的会议过程中，皇帝大谈“断无同时与各国开衅理”，并举甲午中日之战为例——“甲午一战，创巨痛深。……况诸国之强，十倍于日本，合而谋我，何以御之？”据说，皇帝的态度赢得了大批朝臣的赞赏，军机大臣王文韶伏地叩头，大呼：“圣虑及此，国之福也！”
但此时实际掌权的慈禧，对这个结果却不满意，因为她与洋人之间有一个解不开的心结：洋人要求慈禧归政光绪。六月十七日，慈禧太后以光绪皇帝的名义召集了第二次御前会议。
也是在这一天，朝廷接到了两江总督刘坤一、湖广总督张之洞等人请总理衙门转奏的电报。在电报里，这些人坚决主张剿灭义和团、反对对外宣战的态度——张之洞告诫朝廷：对义和团“如再迟疑不自速剿，各国兵队大至，越俎代谋，祸在眉睫”；而若对外宣战，则后果难以预料：“从来邪术不能御敌，乱民不能保国，外兵深入，横行各省，会匪四起，大局溃烂，悔不可追……”
地方督抚的反对，迫使慈禧太后在六月十八日召集了第三次御前会议。皇帝已经丧失了发言权，此时的主战派也已经丧失了理智，老太后甚至对反对开战的王文韶与联元拍了桌子：“令夷兵勿入城，否则且斩若！”慈禧召集此次会议的目的，不过是强迫朝廷通过宣战的决定罢了。
在这场争论中慈禧将自己的愤怒和紧张表现得淋漓尽致，也充分说明了她对各国开战的真正目的：“在各使未请归政以前，尚有严惩团民之意，乃归政一事，朝廷自有权衡，非外人所得干预也……现已定夺与洋人决裂，不可再为挽回也。”
慈禧的这一决定将把整个民族拖入战争的深渊。
洋务运动的核心人物意识到满清政府已经病入膏肓，不可救药。荣禄把抵制宣战的主要希望寄托在地方督抚身上。“宣战”刚一决定，他即私告李鸿章说：“对北京的谕旨不必继续予以重视。”
早在宣战前夕的六月十六日，英国驻南京领事孙德雅曾拜访过刚从北京回来的刘坤一。刘坤一私下里告诉孙德雅：慈禧的政府已经完了，她已经不能继续维持帝国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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