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时的李鸿章，还没有“以天下为己任”的责任感，痞子腔大多是用来对自己的懒散和怀才不遇的开脱。但这看似不好的习惯却在日后的对外关系中发挥了很大的作用。
天津教案发生后，曾国藩曾多次给李鸿章去信听取他的意见。李鸿章没有置身事外，在他看来老师这次前途未卜，为了能帮助老师妥善处理，他发表了自己的看法。
李鸿章在复曾国藩的书信中明确指出“有杀毙领事教士重情，其曲在我”，而解决的方法在“中国立意不与开衅”的前提下“拿犯、赔银”即可。“参用痞子手段不宜轻以一死塞责”这句在李鸿章与曾国藩书信里的话，直接说明了李鸿章的处理方式。
可曾国藩并没有听从李鸿章的建议，他不是油滑的人，是个老实人，这是俩人之间最大的区别。曾国藩认实，而李鸿章务实。曾国藩的老实使其处理天津教案的结果让朝廷不满，于是朝廷决定换人。
李鸿章接替曾国藩处理天津教案。李鸿章来到天津当然先要去拜会一下曾国藩，两个人讨论起对洋人态度的问题。曾国藩问李鸿章：“你准备如何与洋人交涉？”李鸿章回答还是那一套：不管洋人怎么着，就玩油滑的，不说可也不说不可，静观事态发展，再做决断。曾国藩也依旧对他的处理方式不屑一顾，曾国藩继续教导李鸿章说既然洋人也讲处世的基本原则，“依我看来，还是用一个‘诚’字。诚能动物，我想洋人亦同此人情。圣人言‘忠信可行于蛮貃’，这断不会有错的。我现在既没有实在力量，尽你如何虚强造作，他是看得明明白白，都是不中用的。不如老老实实，推诚相见，与他平情说理，虽不能占到便宜，也或不至于吃亏。无论如何，我的信用身份，总是站得住的”。
曾国藩对李鸿章讲的原则，李鸿章是记住了，但做事的办法，李鸿章显然还是相信自己的“痞子腔”。
不管洋人怎么着，就玩油滑的，不说可也不说不可，静观事态发展，再做决断。这也表现了李鸿章混迹官场的一贯作风——痞子工作法。别看名字不好听，但效果是可以的，事实也证明了李鸿章的痞子腔是奏效的。
曾国藩恪守诚的结果是让他自己“外惭清议，内疚神明”，抱着“萃六州之铁，不该铸此一错”的悔恨，在一年之后郁郁而终。而李鸿章以“痞子腔”处理天津教案的结果却是让洋人满意的同时，在国内也获得了一片赞誉。
合肥李中堂的“痞子腔”，并不是外人冠之的，而是他自己透露的。就在1896年的贤良寺里，他经常和客人讲的一段旧话，承认他的外交手段，就是和外国人胡搅蛮缠。
李鸿章也曾对人说起在天津教案中曾国藩教育过他，“我碰了这钉子，受了这一番教训，脸上着实下不去，然回心想想，我老师的话，实在有理，是颠扑不破的，我心中有了把握，急忙应曰：‘是！是！门生准奉老师训示办理。’后来办理交涉，不论英俄德法，我只捧着这个锦囊，用一个诚字，同他相对，果然没有差错，且有很大收效。古人谓一言可以终身行，真有此理，要不是我老师学问经济，如何能如此一语破的呢？”
其实，凡事都有个度，过于油滑，自然办事就不扎实，“痞子腔”只能作为做事的方法，但不能作为处事的态度。曾国藩了解李鸿章的特点，对李鸿章的教育自然也是恰如其分的。李鸿章一边继续他的痞子腔，同时又尊奉老师的“诚”字，并不矛盾。
不仅在对待外交上，李鸿章善打痞子腔，在官场上，李鸿章也经常耍弄他的痞子腔。
同治皇帝办丧事的时候，满人中堂灵桂的舆夫把轿子停在大堂。李鸿章的舆夫不服，说：“此我们中堂停舆处，尔何人敢停？”对方说：“我家亦中堂，且满中堂位在尔中堂上。”这边又说：“非我中堂，尔中堂尚有今日耶？”言下指大清朝全靠了李鸿章的维持，否则满洲人早就完了。下人们很快把争端提升到 “满汉相争”的高度。仆人动粗，李鸿章也不文雅，双方要打将起来的时候，李鸿章的发话很是“痞子腔”：“让让他，让让他，不要惹动癫狗乱咬人，不是玩的。”
“恶人还需恶人治。”但治恶人的责任，总不能全交给恶人。如果所有的君子见了恶人都绕着走，那这个世界不就是恶人的世界？李鸿章在这件事情上的做法很简单，就是遇到恶人他比恶人还恶，遇到流氓，他比流氓还流氓。如此一来，不管是君子还是恶人，以至于流氓混混，李鸿章都能搞得定。
或许，李鸿章的这种“痞气”在曾国藩眼中很不入流，但这种痞气不管是在对待洋人，还是对待满朝文武大臣的时候，却是非常实用的。这种“痞子腔”，对李鸿章的几十年官场沉浮，作用是十分显著的。
7.不做鸡蛋碰石头的傻事
李鸿章是一个现实的人，他知道“好汉不吃眼前亏”，更懂得“惹不起，躲得起”。所以，在对外关系上，他提出“外须和戎，内须变法”的主张。
因为李鸿章知道清朝的战力，知道与外国开战的结果。李鸿章不傻，不想拿鸡蛋碰石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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