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是出于这样的动机，李鸿章把学习和模拟西方作为救国的急务。
但是，由于受到人才、思想、政治等多方面因素的影响，李鸿章很难进行一场革命性的变革，只能从手边能做的，最需要做的事情开始。现在看起来，李鸿章的这些行动，似乎东一榔头西一棒槌，缺乏系统性；但就李鸿章的处境而言，就是力所能及地多做一点，至于真的效果如何，能不能做好，这已经是另外一个问题了。
关键的是，李鸿章从来没有等，只是在奋力地向前追，因为他知道中国与世界的差距，他知道在这场竞争中，落后的结果只有屈辱，甚至是国破家亡。
李鸿章不是一个思想家，他也来不及做一个思想家，他也没有必要做一个思想家。但李鸿章真的无视人的思想吗？真的不想改变人的思想吗？当然不是，但他知道，最能改变人的思想的事实，不是说教。西方列强的枪炮，曾经改变了他的思想，他也希望通过自己的实业，改变整个民族的思想。
他不能一下子扭转整个局面，但他从没有放弃过努力。
在不少大臣民众空喊“攘夷”而反对学习西方，或者在后期一些人叫喊全盘西化的时候，李鸿章表现得就像一个商人，只是默不作声地做着自己的“转口贸易”，从技术入手，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对李鸿章来说，已来不及想象由技术而引起的一系列变故的后果了，他最想解决的当务之急，就是首先要能从军事上抗衡西方列强，保全自己的国家，避免受列强的瓜分。
在李鸿章看来，“实业”就是硬道理，就当时中国所处的经济、文化、科技以及军事的状况，根本没有打赢这场战争的可能。在这样的情形下，只有一种路径可以改变，那就是争取时间，“深挖洞，广积粮”，潜心自强，以一种新的方式韬光养晦，图谋着让这个东方帝国有朝一日东山再起。
在洋务运动的过程中，李鸿章踏踏实实地做了很多事：
同治二年（1863）正月，设外国语言文字学馆于上海；
同治四年八月，设江南机器制造总局于上海；
同治九年十月，设机器局于天津；
同治九年闰十二月，筹通商日本并派员往驻；
同治十年四月，拟在大沽设洋式炮台；
同治十一年正月，挑选学生赴美国肄业；
同治十一年五月，请开煤铁矿；
同治十一年十一月，设轮船招商局；
光绪元年（1875）十一月，筹办铁甲兵船；
光绪元年十一月，请遣使日本，请设洋学局于各省，分格致测算、舆图、火轮机器、兵法、炮法、化学、电学诸门，择通晓时务大员主之，并将考试功令稍加变通，另开洋务进取一格；
光绪二年三月，派武弁往德国学水陆军械技艺；
光绪二年十一月，派福建船政生出洋学习；
光绪六年二月，始购铁甲船；
光绪六年七月，设水师学堂于天津；
光绪六年八月，设南北洋电报；
光绪六年十二月，请开铁路；
光绪七年四月，设开平矿务商局；
光绪七年六月，创设公司船赴英贸易；
光绪七年十一月，招商接办各省电报；
光绪八年四月，设商办织布局于上海；
光绪十一年五月，设武备学堂于天津；
光绪十三年十二月，开办漠河金矿；
光绪十四年，北洋海军成军；
光绪二十年五月，设医学堂于天津；
……
在晚清历史上，中国机械制造、近代的采煤、铁路、电报、轮船运输、纺织等工业，采矿和交通运输及信息企业，无一不与李鸿章的推动、支持有关。而在办新式学堂、派留学生出洋等方面也有他不可磨灭的一份。在当时，李鸿章的作为几乎可以说是单兵作战、单骑突进。他所面临的，是资金的匮乏、人才的匮乏，在陌生事物面前的判断力，各种各样的阻碍以及整个知识体系所面临的软肋。
谭嗣同曾经引用过袁世凯的评价说：“香帅尝叹曰：‘无怪乎合肥之得志也！’遍观中外（指朝廷内外），大小臣工，学问非不好，品行非不好，即心术亦未必都不好，然问以大小数百种，后膛精枪亦数百种，形式若何，运用若何，某宜水，某宜陆，某利攻，某利守，某利山林，某利平地，其左右前后之炮界何在，昂度低度若何……以及水雷旱雷炮台地营一切攻守之具，无一人能知，且并其名亦不能辨，又况西人政事法度之美备，有十倍精于此者。某国当与，某国当拒，某国善良，某国凶狡，吾之联之而备之者，其道何在，宜更无一人知之矣。稍知之者，唯一合肥。国家不用之而谁用乎？”
无论哪个时代，说空话的人好找，但真正做实事的人却总是凤毛麟角。而事是做出来的，不是想出来的，也不是说出来的。在李鸿章所处的年代，面对时代大变革，多数人茫然失措，在惊慌之余，他们用指责、谩骂作为他们对时代的责任，用闭目塞听来否定现实。在这样一个时代背景之下，李鸿章所做的一切，更难能可贵。
是啊，当一国的经济都依赖于一个人的时候，这个时候，不用他还用谁呢？这样的人，在政坛上，又怎么会倒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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