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鸿章先肯定那些坚持行跪拜礼的大臣：“所陈各节，皆系正论。朝廷体制，争得一分，有一分之益。在廷诸臣，共有此心。”其潜在意思是，无论什么观点，无论朝廷是否接受，都是“正论”，都是耿耿忠心为朝廷考虑。
然后李鸿章又明确提示那些顽固的官僚，现在形势变了。
李鸿章指出嘉庆二十一年（1816）时英国使臣来华已不行三跪九叩之礼，“盖其国势渐强，而衅端已伏矣”。在崇拜“祖宗”的中国，指出这一点至为重要。行文至此，李鸿章并未明言自己的观点，但其观点又已明确表达。道光、咸丰年间中国已与侵略中国的一些西方国家订立条约，也表明这些国家与中国“俨然为敌体平行之国。既许为敌国，自未便以属国之礼相待”。明确说出这些国家与中国实际已是“敌体平行”而非中国属国，要朝廷放弃“天朝上国”观念，至为不易。
因此，“各使臣拘执该国体例，不愿改从中国礼仪，固人情之常，无足怪者”。他进一步提醒朝廷，这种“礼仪”迟早要改，已是历史的趋势，如果“拒之于目前，仍不能拒之于日后”，历史潮流，确难抗拒。
对于顽固派的反对，李鸿章从中国儒学经典中寻找根据。他以孔子的“嘉善而矜不能，所以柔远人”和孟子的“以大事小者，乐天也”来为自己的论点辩护。“嘉善而矜不能”就是说对别人的优点要承认欣赏，对别人的不足要同情宽容，所以在“礼制”上洋人有缺点不足，我们要宽容才能“柔远”。现在中国在这方面迁就洋人，并非丢脸之事。
关键的一点，李鸿章从事实出发，来证明那种故步自封带来的种种不便。
他说，从咸丰九年（1859）到现在十多年间，一直具体经办此事的总理衙门“每以中国礼节相绳，几于唇焦舌敝”，已尽了最大努力，不是亲办此事的人，很难体会其中甘苦。
李鸿章的意思很明确，现在不是以往，强弱的形势变了，现在在礼仪这件事情上费这么多功夫，实在是不值得了。
认清形势，灵活权变，这是李鸿章的原则。李鸿章这点，比那些不看世界，只知道在圣贤书和历史掌故中找依据的人要高明多了。另外，在这件事情上，李鸿章也明显地知道孰轻孰重，与其去争跪拜礼仪的一点体面，当然不如绕过这个坎儿，与国际接轨，让国家富强，那才是真的体面。
遇到小障碍就绕过去，这是李鸿章处事灵活的一面，这样也使他不容易被挡住，也不容易被绊倒。
5.忍辱签约，输也要输得优雅
在晚清，对外国列强的战与和，一直是争论不休的一个问题。
对于有血性的中国人来讲，宁死不屈，跟外国列强拼个鱼死网破，这是他们的真实想法。这种有点感情用事的想法，如果用来制定国策，就会有让整个国家民族灭亡的危险。国策的制定，一定要理性。
李鸿章是一个理性的人，是一个注重现实的人，作为晚清的柱石，他的行为决定着整个国家的走向。所以，他很慎重，每一个决定都要建立在理性的思索及全局利害的衡量之上，尤其在跟外国签订不平等条约的时候，更是如此。
在外国列强眼中的李鸿章跟大清眼中的李鸿章，以及历史上的李鸿章，是完全不同的面孔。
在外国列强那里，最先了解李鸿章的外交能力，是通过中英《烟台条约》的谈判。当时，英国人的军舰开入烟台，日本军队开始向朝鲜武装挑衅，以对大清国构成战争威胁。当时，醇亲王主张与英国人决裂开战，而李鸿章坚决反对。当时不管战与和，受害的都是清政府，但李鸿章坚持：大清国不能再在外交上走一贯的老路，即事端一出，动辄开战，战则必败，败则议和，和则割地赔款。
李鸿章充分发挥其在谈判桌上的能力，于1876年9月跟英国签订《烟台条约》。这个条约签订以后，当时占据优势的英国人很不满意：“这个文件既不明智也不实用，毫无意义，是一堆冗言赘语而已。”这个条约以其空洞无物让觊觎更多在华利益的英国人的愿望落空了。应该说，面对强大的威胁，李鸿章依然能谈出一个明显存有抵抗态度的条约，是一件“值得惊诧”的外交事件，但从烟台回到直隶总督府的李鸿章还是因为赔款和开放口岸而背上了卖国的罪名。
在与洋人打交道的一系列活动中，李鸿章一直是“出头鸟”。
李鸿章与外国签订的不平等条约最著名的，一个是中日《马关条约》，另一个是《辛丑条约》。
首先看《马关条约》。
李鸿章知道他去马关对自己意味着什么，但在个人声誉和国家利益面前，最终李鸿章还是选择了国家利益。而在战与和之间，李鸿章终于签订了和平协议；在协议的内容方面，李鸿章把清政府的损失降到了最小。
在马关的谈判中，面对日本人割让辽东、台湾、澎湖，赔款军费三亿两白银的“要价”，朝廷在给李鸿章的电报中均是模棱两可的“着鸿章酌量办理”。李鸿章知道，如果采取强硬的态度和立场，只能导致中日战争继续扩大。
而当时，日军已经逼近山海关，以大清国实际的军力状况而言，战争的结果只能是中国的东北被全面占领；而如果答应日本人的条件，大清国主权和财产的损失也是巨大的。两害相权取其轻，这是面对残局的李鸿章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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