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的描述，虽是出于想象，不一定全部是事实，但这其中都充分体现了诗人对玄宗的处境有深切的同情。
白居易既同情玄宗又同情杨贵妃。对于杨贵妃之死，诗中也表达了十分的惋惜之情：“六军不发莫奈何，宛转蛾眉马前死！”
当然，白居易并不是描写唐玄宗杨贵妃事迹的第一人，杜甫《哀江头》已经有过十分感人的诗句：清渭东流剑阁深，去住彼此无消息，人生有情泪沾臆，江水江花岂终极！
这样的情深之语，与白居易《长恨歌》中的“天长地久有时尽，此恨绵绵无绝期”，达到了异曲同工的效果。
从杜甫到白居易，之所以如此深情地描绘玄宗贵妃二人的悲剧，既不是无故而发，也不是诗人“重色”而“轻国”，而是因为诗人摒弃了“女人祸国”的传统偏见，而抒发了真情实感。白居易在这里同情杨贵妃，正和后来欧阳修同情王昭君一样。“玉颜自古为身累，肉食何人为国谋！”杨贵妃也是因为自己的“颜如玉”而作了社会的牺牲品。
白居易感伤诗的另一名篇是《琵琶行》。
这首诗写于作者被贬官到九江时，其中既抒发了自己身为迁客骚人的悲痛和流离之感，“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又面对歌女的寂寞生活，与自己境遇相比，不禁发出深深的感叹。其诗有云：我从去年辞帝京，谪居卧病浔阳城，浔阳地僻无音乐，终岁不闻丝竹声。……今夜闻君琵琶语，如听仙歌耳暂明。莫辞更坐弹一曲，为君翻作琵琶行。
感我此言良久立，却坐促弦弦转急，凄凄不似向前声，满座重闻皆掩泣。座中泣下谁最多，江州司马青衫湿。
对于这样的作品，前人已有许多评论。《唐宋诗醇》卷二十二中曾这样说过：“《琵琶行》把作者满腔的迁居贬谪的感叹，放在歌女的身上抒发出来，真可谓是同病相怜的感觉。”
《琵琶行》抒写的虽是个人迁谪之感，但其中描述歌女身世的苦痛写得很有深度，写得如泣如诉，使读者也很受感染，而陪着流泪。
在白居易写作此诗前后，诗人元稹写有《琵琶歌》，刘禹锡写有《泰娘歌》，题材相似。可《琵琶歌》虽然也是作者被贬官而得闲时所作，但它的意境稍显“庸俗嫌浅”， 《泰娘歌》虽然也拿被抛弃的小妾来比拟被放逐的臣子，但也和《琵琶行》有不同的地方。
白居易的“闲适诗”多写于晚年。《与元九书》中说：“后来有时从公职中退下来，有时因病在家闲居，知足常乐，怡然自得，作了这样的诗共一百首，并称它们为闲适诗，有抒发自己独居以为乐的闲适之情的意思。”还有，他在《叙洛诗》中说：“自从太和三年（公元829年）春天以来，到太和八年（公元834年）夏，在洛阳一共住了五年整。作诗四百三十二首，除丧朋、哭子十数篇外，其他诗都是要么从酒中寄托情感，要么从琴中取得意境，恬静自然，安详独乐，根本谈不上苦，说不上忧，这些岂能是牵强所能得到的？事实上这是深发于内心而表现出来的。这种乐，是来自于自我满足，知足常乐，加上家里有所积蓄，身闲无事，再加上酒后放歌，琴弦之乐，以及周围的如画山水，如景风月的环境。如果在这种环境下都得不到乐，那还能去哪里找乐呢？”从白居易自叙之语看来，他写这些闲适作品，确实反映了“独善其身”的意愿。
像这样的作品被世人传诵的也为数不少。例如《钱塘湖春行》：孤山寺北贾亭西，水面初平云脚低。几处早莺争暖树，谁家新燕啄春泥？乱花渐欲迷人眼，浅草才能没马蹄。最爱湖东行不足，绿杨阴里白沙堤。
又如《与梦得沽酒饮且约后期》：
少时犹不忧生计，老后谁能惜酒钱。共把一千沽一斗，相看七十欠三年。闲征雅令穷经史，醉听清吟胜管弦。更待菊黄家酿熟，共君一醉一陶然。
从这类作品中能够隐约看出，白居易所说的“知足保和，吟玩情性”的独乐之情。
（3）诗名掩文名
由于白居易在诗的方面成就如此之大，以至于把他写的文章的名声也掩盖了。事实上，他写的文章也是很有特征的。其诗有讽喻和闲适两类，文章也有直言极谏和抒情述志两类。他的直言极谏的文章，可以《论制科人状》为例。书中有这样一段：臣伏见内外官近日除改，人心甚惊，远近之情，无不忧惧，喧喧道路，异口同音，皆云制举人牛僧孺等三人以直言时事恩奖登科，被落第人怨谤加诬，惑乱中外，谓为狂妄，斥而逐之，故并出为关外官。……直道者疚心，直言者杜口，不审陛下得知之否？凡此除改，传者纷然，皆云裴等不能委曲顺时，或以正直忤物，为人之所媒蘖，本非圣意罪之。不审陛下得闻之否？臣未知此说虚实，但献所闻。……虚之与实，皆恐陛下要知。臣若不言，谁当言者？臣今言出身戮，亦所甘心。何者，臣之命至轻，朝廷之事至大故也。
这篇论状的特点是详述事件的原委，直陈自己的想法，既没有耸人听闻的言辞，也没作夸张其实的高论，指事确实，平铺直叙。唐初以来，魏征、岑文本、马周、褚遂良等都有直言极谏的文章，风格一代代流传，已经形成一个传统。白居易的这篇文章，就继承了这一传统，表现出了质朴而温厚的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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