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展军事训练，初现“以农戍边”。
秦献公执政这些年，正值魏武侯四处找人PK的时期，与魏国接壤、又被关了“禁闭”的秦国，感受到的军事压力很大。由于经济实力薄弱，国家养不起更多的军队进行国土防御。五户组合成一个单位后，除了农忙时互助联产以外，还能在农闲时组织开展军事训练。特别是在新开辟的东部边防地区，各地通过这种方式建立了“民兵”，配合正规部队组织防御、抵抗入侵。
——强化社会治安，保障经济繁荣。
经济发展起来了，追逐利益的人也会越来越多，如果没有严格的法律与管制，必然会有人铤而走险，不择手段地捞取不义之财，不仅侵犯民众的合法权益，安定平和的社会环境也会遭到破坏，反过来影响经济的发展。实行监督连坐制度之后，民众之间相互监督、告发，如有犯罪则五户连坐，治安环境得到较大程度的改善。
秦献公在承袭李悝变法思路的基础上，结合秦国的具体环境进行了适应性改造。秦献公推出的符合秦国实际的改革措施，有力地促进了秦国生产力的发展，秦国的国力也得到恢复性增长。另外，秦献公的变革，也为后来同样承继李悝思想的商鞅变法，提供了最直接的实践经验。
“户籍相伍”政策是秦献公改革的“收官之作”，此时距离秦献公去世还有13年。那么，秦献公为什么没有继续推陈出新呢？莫非是秦国的改革已经成了完美之作，任何地方添上一笔都会成为败笔吗？怎么可能？
现实的情况是：秦献公经过了10年的变革，改革已经进入了“深水区”。一个始终困扰秦献公的问题，成为深化改革的最大障碍，这就是新旧贵族的利益平衡。
我们在李悝变法时分析过：改革就是将旧的利益集团铲翻在地、让新的利益集团拔地而起。对于秦献公而言，这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秦国的旧贵族势力真就庞大到了让秦献公束手无策的地步吗？这倒未必！但是，面对这些曾经为自己夺取君位立下了“不朽功勋”的旧贵族，秦献公确实很难放开手脚。
前面说过，秦献公还在魏国流亡的时候，就借魏武侯赠予的金银珠宝，派人回国收买支持者。秦献公的“标的”是夺取君位，这不是随便找几个人就有资质参与招标的。在当时的秦国，拿了钱能办事的只有秦国西部的旧贵族，也就是以奴隶主为代表的特权阶层。
秦献公能够如愿以偿，旧贵族作出了不可磨灭的巨大贡献，该封赏的要封赏，不然以后谁跟你混？这不仅涉及稳住旧贵族、从而稳定国家局面的问题，还涉及国君的形象问题。如果贸然“过河拆桥”、“兔死狗烹”，势力庞大的旧贵族必然拼死反扑，根基不稳的秦献公凶多吉少，秦国必将陷入惨烈的内乱之中。
但在另一方面，秦献公想让国家富强，腐朽、僵死的旧贵族是靠不住的。作为旧体制的既得利益者，他们只会利用旧体制盘剥百姓，供自己吃喝玩乐，丝毫没有改革政治、发展经济的积极性。早就大造“新政”舆论的秦献公，只有通过变法，扶持地主阶层的兴起，才能实现国家富强。
旧的利益集团不能铲翻在地，新的利益集团却要拔地而起。平衡两个集团之间的关系，是秦献公必须面对并加以解决的一大难题。
秦献公原本还没有注意到这个问题的严重性，“初租禾”扩大实施范围后遭到西部贵族集团的强烈抵制，才引起了秦献公的高度警觉。
秦献公很清楚，如果强制推行“初租禾”，旧贵族完全有能力联合起来把自己推翻。为了避免悲剧的发生，秦献公不得不对旧贵族作出让步。
秦献公的妥协，核心是实行“一国两制”。也就是说，“初租禾”在东部深入推广，但在旧贵族聚集的西部地区不做强制要求。配合这一政策，秦献公将都城都搬到了东部。这样一来，旧贵族的利益得到适当的保护，至少不至于狗急跳墙。
迁都也好，“一国两制”也罢，都是稳住旧贵族的权宜之计，说直白一点就是“和稀泥”。但是，经济发展对政治的影响，往往不以统治者的意志为转移。
土地私有的合法化，促进了农业生产的发展，但也激化了两大利益集团之间的矛盾。矛盾激化的根源，在于奴隶的选择。
一边是奴隶主，一边是地主，作为奴隶会选择投靠谁？这就好比让你选择当工人还是当公务员一样，如此低智商的问题，还需要回答吗？
人民，是推动历史前进的火车头。为了理解这句话，我们来看看秦国上演的闹剧：奴隶一边倒地投靠地主，奴隶主的地没人种，就成了荒地。
→地主有了人，就到处开垦荒地，顺带把奴隶主的地盘一起垦，因为那的确是荒地。
→奴隶主找到地主，一要人，二要地。
→地主不给。
→奴隶主告官，奴隶主出身的官吏帮着奴隶主强取豪夺。
→地主无处伸冤，只有采取极端手段维权。
→大武斗。
这个闹剧一环扣一环，很难找到一个破解的切入点。秦献公苦思冥想、权衡再三，终于抛出了一个代价最小的办法：提升地主、自耕农的政治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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