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韩、赵、魏而言，鲁、邹、卫、宋这样的小角色，自己不费吹灰之力便能一天灭它们好几次。但在日常的交往中，强者却要卑躬屈膝、低人一等，这是哪家的道理？所以说，身份的标签是三家最大的软肋。
在遥远的周朝，身份和地位往往不是通过金钱置换来的。想成为诸侯，必须要有周天子下达的“委任状”。承认了你的级别，你才能享受相应的待遇。这是群雄并起时必须建立的游戏规则，否则谁都能自称诸侯，在级别上又“大小国家一律平等”，天下还不乱套了？因此，为了公平起见，所有诸侯都由形同虚设，但又普遍认可的周天子册封。只有怀揣“委任状”，你才能心安理得地坐上奥迪，名正言顺地发号施令、理直气壮地四处征伐！
总之，废布一张的诏令，不仅仅是“委任状”，还是标榜级别待遇的“身份证”，更是征伐列国的“营业执照”！
周威烈王册封新诸侯，看似象征意义大于实际意义，却在史学界引发了一场轩然大波，吼得最凶的当属北宋史学家司马光。
《资治通鉴》将周天子册封韩、赵、魏为诸侯作为开篇，足以看出司马光对这一事件的重视程度。针对这一事件，司马光作了一篇千字左右的评论，这在整部《资治通鉴》中都是极为罕见的。
用一句话来归纳这篇评论的中心思想，那就是——严重违反游戏规则！
司马光从礼、分、名三个层次，全面阐述了自己的论点。
他认为，天子能以一人之力治天下人，不是因为他打架厉害，这又不是黑社会，而是拜礼仪规范所赐。因为有了“礼”这样一个“纪纲”，才使得整个社会贵贱有别，“贵以临贱，贱以承贵”，普天之下各行其道，共建和谐。既然如此，作为一国的天子，当然应该率先垂范，在“礼”的框架下行事，否则无异于自毁长城。
“礼”作为社会的一种规范，属于比较抽象的概念，具体的表现形式是什么呢？司马光概括为“分”。所谓“分”，就是无论君臣，都要搞清楚自己的屁股应该放在哪把椅子上，懂得有所为有所不为。国君要有国君的样子，臣属在任何时候都不应该有非分之想。比如说孔子编撰《春秋》，虽然当时周室衰微，诸侯强盛，但孔子依然“抑诸侯，尊周室”，因为“天尊地卑，乾坤定矣”。
为了树立典型，司马光举了两个例子。一是商朝的微子启，作为庶子，他按规定不能做太子，结果嫡子纣王继位，导致商朝覆灭；二是吴国的季札，严格遵守让位给兄弟诸樊一门的承诺，拒绝诸樊“兄终弟及”的安排，后来夫差继位，导致吴国为越国勾践所灭。司马光说，微子启、季札都有继承王位的机会，但他们都找准了自己的位置，宁可亡国也不敢轻越雷池一步。虽然客观上导致了家族的灭顶之灾，但他们对礼仪的敬畏却是值得肯定的。
“礼”是规范，“分”是表现形式，在现实社会中又如何去实现呢？司马光又提出了一个概念——“名”，也就是“屁股决定脑袋”，做任何事情都要先弄清楚自己所处的角色和地位，在实际的操作中遵守符合于自己身份的规范。
对于周朝而言，经过周幽王、周厉王的“励精图治”，周朝已经到了崩溃的边缘，“纲纪散坏，下陵上替，诸侯专征，大夫擅政”。在这样的情况下，所谓的“礼”已经名实俱亡。周朝得以苟延残喘，不过是名分依稀尚存。
司马光举了一个春秋时期的例子。晋文公曾经有功于周王室，希望自己死后也能享受天子的葬礼规格，但周襄王打死也不同意，这就是遵守“名”、“分”的典范。正因为守住了“名”、“分”这最后一道防线，周朝才能在秦、晋、齐、楚等大国之间的夹缝中求得生存。除了周朝以外，各诸侯国的情况也是如此。正是有了名分的“威慑”，鲁国的季氏、齐国的陈恒、楚国的白胜、晋国的智伯，虽然权倾朝野，甚至随心所欲地把国君换来换去，玩于股掌，但始终不敢取而代之，因为他们“畏奸名犯分而天下共诛之”。
按照这个逻辑，周威烈王在公元前403年颁发的委任诏令，实际上就是颠覆了周朝赖以生存的基础。晋国正卿之间杀来杀去，“暴蔑其君，剖分晋国”，周天子不仅视而不见，反而为虎作伥，公开承认韩、赵、魏三家诸侯的合法性，这哪是一个天子该做的事？
既然周天子给“乱臣贼子”开了绿灯，实际上就是鼓励弱肉强食、“天下以智力相雄长”，把一个井然有序的周王朝，演变成崇尚武力的黑社会，“社稷无不泯绝，生民之类磨灭几尽”，国家很快就会完蛋！
司马光的论证很严密，但还是有很大的漏洞，难免有些儒家的“想当然”。江湖险恶，不会因为你厚道就让你做武林盟主。周朝得以残存，却非谨守名分，而是投资者认为风险过高，不敢吃进。智伯那样的人，不敢取君主而代之，确实是畏惧“天下共诛之”，但原因并非“奸名犯分”，而是担心给诸侯们送上抢食的借口。
不过，司马光有一点是说得很正确的，那就是周天子的诏令必然导致天下大乱，因为只要你有本事把君主推翻，周天子就有先例可循，册封你为诸侯。于是，有实力的人便开始蠢蠢欲动、跃跃欲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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