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此，“胡服骑射”的命令一颁布，赵武灵王就派王孙緤去劝谏公子成，希望他能够配合自己的决策，率先垂范，改穿胡服。
但是，公子成就像茅坑里的石头——又臭又硬，打死也不穿。当然，公子成的话说得比较委婉，他列举了不穿胡服的两大理由：——身体有病，穿胡服不便于行动。
——中原是天下的核心，文化最先进，改穿胡服是一种野蛮的倒退。
可以说，公子成的第二条理由，代表着绝大多数大臣的观点。
王孙緤无功而返，赵武灵王只得以“探病”为名，亲自登门说服公子成，说了很长一段开诚布公的话。
赵武灵王对公子成坦承，自己所做的这一切，没有任何私心，目的都是为了国家强盛，报先王受中山侵掠之怨、报先民遭中山涂炭之恨。
对于公子成的强烈反对，赵武灵王感到无比“痛心”。他说：“你只管守着旧俗，却罔顾先王的遗愿，反对变服的命令，忘记国家的耻辱，真的让我很失望！”
话都说到这份上了，公子成实在没有脸面再坚持自己的错误观点，立即向赵武灵王“谢罪”，当场就把胡服给换上了。
说服了公子成之后，赵武灵王又说服了赵文、赵造、周袑、赵俊等几位坚持顽固立场、反对变服的大臣，“胡服骑射”得以顺利推行。
在新政策推行的过程中，难免有人不理解，老脑筋一时转不过弯来，但赵武灵王不是简单粗暴地斥责甚至惩治，而是采取耐心说服的方式，以理服人、以德服人，让大臣们心甘情愿地变服，充分体现了赵武灵王的广阔胸怀和政治智慧！
“胡服骑射”表面上是换上衣服骑大马，本质上却是一整套涉及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的系统改革。
——政治上遏制了南北分裂倾向。
赵国原本是典型的“一国两制”：南部以邯郸为中心，是典型的农耕经济及文化；北部以代郡为中心，是典型的游牧经济及文化。
经济制度、文化习俗差异太大，一直都是赵国内部的不稳定因素，北方要求独立的呼声越来越高。中山桓公复国之后，邯郸、代郡之间又突然冒出一个中山国，邯郸对代郡的控制力大为减弱。这样一来，分裂的倾向更加严重！
对于南北分裂的问题，赵国历代君主，包括赵武灵王执政早期，都是采取政治上妥协的方式来处理，所以我们看到赵武灵王信任的肥义、楼缓、仇液等重臣，都是来自北方。但是，任用北方官吏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一国两制”的问题，经济和文化形同异域的北方还是想脱离赵国“单干”。
赵武灵王推行“胡服骑射”，南方人学习北方文化，北方人融入南方文化，有力地促进了两种文化的融合，南北双方心理上的认同感增强。事实证明，这样的“统一”往往比武力征服要稳固得多。
——经济上促进农牧工商全面开花。
骑兵是用来打仗的，怎么还扯到经济发展上去了？
为了更好地说明这个问题，我们先看看现在的汽车业。汽车涉及的技术和服务众多，上游有冶金业、化工业，中游有制造业、电子业，下游有服务业、物流业，等等等等。汽车业一发展，这些行业也跟着齐头并进。有人计算过，汽车业的一份产值可以带动、衍生出十倍乃至更多的产值。可以说，汽车业是经济发展最给力的“火车头”。
从这个角度上来说，骑兵就是当时赵国的“汽车业”：骑兵需要马匹，马匹要吃草料粮食，农耕业得到发展。
骑兵需要大量的皮革制品，牛羊的需求量增加，牧业得到发展。
骑兵的兵器要求较高，铁器又占很大一部分，冶铁业得到发展。
骑兵没有固定的军营，需要携带帐篷，纺织业得到发展。
……
总之，组建骑兵相当于通过政策性投资，刺激消费、活跃市场、搞活经济。
——军事上建立新的晋升机制。
骑兵是“技术兵种”，训练比步兵要辛苦得多，伤亡的风险也比步兵要高。如果没有实质性的好处，谁吃饱了撑的去当骑兵？
因此，赵武灵王在晋升机制上做了大量偏重于骑兵的改革，比较有“杀伤力”的是两条：其一，同级骑兵待遇优于同级步兵；其二，高级将领在骑兵中产生，或者至少必须有骑兵经历。
薪酬与晋升，是激励员工的两大法宝。有了这两条，赵国的骑兵就不愁发展了。另外，赵武灵王还借助这次改革，沉痛打击了旧将领及其背后所代表的宗室贵族利益，建立了一批以骑兵将领为代表的新生贵族。
——文化上促进了民族大融合。
“胡服骑射”实际上是承认了胡人的“公民”地位，胡人的文化通过国家的强制力得以推广。中原人对胡人的敌视、歧视被极大弱化，民族之间的通婚越来越普遍，呈现出“一家亲”的祥和场面。
总之，赵武灵王借助“胡服骑射”的改革，给赵国来了一次“大换血”，彻底改头换面。赵武灵王已经有足够的能力，将自己的心腹大患从地图上抹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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