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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明天子朱祁镇_周建行【完结】(107)

  赖有岳于双少保,人间始觉重西湖。

  于谦死后,曹吉祥部下有个叫朵儿的指挥,提着酒浆纸钱,到刑场上哭祭于谦。此事被曹吉祥知道了,用鞭子痛打了他一顿。第二天朵儿仍然去祭奠如故。曹吉祥也拿他无可奈何。

  朵儿为什么这样崇敬于谦?因为北京保卫战前后,有人主张将住在北京的蒙古人全部杀掉,以防他们里应外合。于谦却力排众议,下令称北京城里的蒙古人只要安分守己,一律保护;愿从军者立功与汉人同样受奖;敢于通敌者杀无赦!朵儿就是立了军功被提升为指挥的。

  宫中太监裴某对曹吉祥等的飞扬跋扈愤愤不平。于谦的家人都被流放充军,裴某却秘密地把于谦的小儿子于广藏匿了起来。后来他竟连太监也不当了,带着于广远走他乡。

  后来,襄王瞻墡的两封奏疏在宫中被发现,迎立襄王的诬陷阴谋彻底被揭穿。此时徐有贞、石亨、曹吉祥先后败亡。英宗即使知道于谦被冤死,但他仍然没有勇气纠正自己的错误,为于谦平反。直到成化二年,宪宗即位之后,于谦才得到彻底平反昭雪。宪宗派遣马璇至杭州祭奠于谦,祭文说:卿以俊伟之器,经济之才,历事先朝,茂著劳绩。当国家之多难,保社稷以无虞。惟公道之独特,为权奸所并嫉。在先帝已知其枉,而朕心实怜其忠。故复卿前官,遣人谕祭。

  这篇祭文为时人所传诵。于谦之子于冕也从戍所赦归,官任兵部员外郎,后来还当了应天府尹。

  于谦曾写过一首著名的《咏石灰》诗:

  千锤万击出深山,烈火焚烧若等闲。

  粉身碎骨全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间。

  这首诗既是他激励自己的座右铭,也是他为人所景仰的轰轰烈烈一生的真实写照。

  二 大清洗,睚眦必报

  于谦、王文既死,英宗皇帝先整肃后宫。明朝的皇帝既宠幸宦官,一旦有事却又把他们不当人看待。景帝的亲信宦官王诚、舒良、张永、王勤未经审讯,就被残酷地凌迟处死。只有兴安幸免于难,大概是怀献太子死后他主张复立沂王,以及得到孙太后庇护的缘故。不过他也被撤去了司礼太监的职务。兴安佞佛,临死时遗命舂骨为灰,唯恐死后还要遭受曹吉祥等人的报复。

  关在诏狱中的内阁学士们也一个个遭到清算。大学士陈循是景帝时期的决策者之一,自然首当其冲。他逢迎景帝,带头易储,废黜朱见深的东宫太子储位,自然深为英宗憎恨。但陈循心存侥幸,自恃有恩于徐有贞,又灵机应变地参与草拟英宗的复位诏书,冀图徐有贞会为他说几句好话。孰知徐有贞是个见利忘义的小人,不想跟他沾上任何关系。英宗虽然没有杀他,仍然罪加一等,贬官充军铁岭之前还特地下令打了他一百廷杖。

  与陈循一同谪戍铁岭的还有刑部尚书俞士悦、工部尚书江渊、吏部左侍郎项文曜等人。俞士悦、项文曜被认为是于谦的死党,而江渊素以投机取巧著称,他还被怀疑是广西土官黄竑所上易储疏的作者,因而遭英宗忌恨。

  英宗颇爱才,复位之日即召内阁学士高谷和商辂于便殿,温言安抚他们,让他们起草复位诏书。复位诏要废除前朝许多不利于民的弊政,其中军队将领许多扰民敛财的特权都在废除之列。石亨特地找到商辂,密嘱他不要将这些特权写进诏书。耿直的商辂不买他的账,说:“祖宗旧制,不敢随便更改。”因而得罪了石亨。石亨怂恿言官弹劾商辂与于谦、陈循朋比为奸。商辂再次被关进诏狱。

  商辂于狱中上书自诉,说就在“夺门之变”那天,他与王直、胡濙等曾上书景帝,请求复立沂王为东宫太子,由他起草的复储疏当晚来不及递送进宫,“夺门之变”即起。现在复储疏尚存于礼部主事姚夔处,可以查验。

  哪知英宗看过复储疏之后,极为愤怒,说商辂所拟疏中“陛下章皇帝之子,当立章皇帝子孙”,没有直接提到沂王见深,是“诈言取巧”。当时宦官兴安在旁边,他不顾自己已经失宠,秉着一贯的直率说:“商辂没有取巧,取巧的是徐有贞!当年他倡议南迁,倘若真的南迁了,不知将置陛下于何地?”

  英宗听兴安这么一说,默默思量了很久,终于赦免了商辂,只将他削职为民。

  在景帝病重时,王直等聚集大臣商议复立沂王朱见深为太子,内阁学士萧镃却持反对意见,说:“沂王既已罢退,不能再册立为皇太子。”就是这句话惹恼了英宗,也将他削职回籍。

  另一个公开反对复立沂王的是左都御史萧维桢。“夺门之变”后他见形势不对,极力巴结徐有贞、石亨,成为他们的打手。参与审讯于谦、王文时,极尽栽赃陷害之能事,欲置他们于死地,用以讨好新的当权者。但英宗却讨厌这种两面三刀的人。都察院是朝廷的重要部门,不能留用这种小人,遂把他放逐到南京都察院任职。同时下放南京的还有户部尚书张凤。

  还有那位在朝堂中率众群殴王振党羽、打死马顺等人因而名闻天下的王竑,先是由浙江巡抚降为参政。后被石亨、张等参劾,英宗将他削职为民,送江夏管制。半年后英宗偶然翻阅到王竑的一篇奏疏,其中有劝谏景帝“正伦理,笃恩义,善待上皇”之句,深为感悟,旋即命当地解除王竑的管制,送归故里善待之。天顺五年,战事又起,朝中无人可用。英宗急召王竑赴京参赞军务,与都督冯宗击退孛来。宪宗即位后升王竑为兵部尚书,屡立功勋。但他深感朝廷积弊,叹道:“所谓大臣者,以道事君,不可则止,吾可以行也!”他五次上书称病辞官,居家二十余年,宪宗多次诏其出仕,都被他婉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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