累朝都有言官上书力陈宦官之害。宪宗即位之初，南京给事中王徽、王渊、朱宽、李翔、李钧联合上疏，称：“自古以来宦官贤良的很少，奸邪的却很多。若授他们以大权，等到他们败坏，然后加以刑罚。这是最初宠爱而最终杀之，这不是保全宦官的办法。最近又有无耻大臣交结内官，或行叩头之礼，或有翁父之称。因而导致宦官们包揽词讼、出卖官爵，任意作威作福。臣等请求陛下从今以后，应令宦官遵循高皇帝旧制，不得干预朝政，不得掌管军队、置产立业。家人义子全都编入原籍为民，严禁官吏和他们交往。只给他们优厚的赏赐，让他们丰衣足食，不许有非分的奢望。这是国家之福，也是宦官之福。”
他们的奏疏中又说：“处置宦官的办法，没有比宋朝做得更好的。所以宋朝自始至终，很少发生宦官专政乱国的祸患，比起汉朝、唐朝好多了。”
王徽等人的奏疏送入朝廷，被压下不理。后来太监牛玉因罪被废，王徽等又上疏说：“陛下册立皇后，这是何等大事！而贼臣牛玉竟敢大肆奸欺，罪该万死。可是仅仅贬斥到南京种菜，保全了他的性命。那么凡是在陛下左右侍奉的人，还会有什么忌惮呢？臣等从前上书请求保全宦官，那是防患于未然。可是处置之道未闻，牛玉之祸又来临！正统末年有宦官王振，岂料再有曹吉祥？天顺初年有曹吉祥，岂料再有牛玉？倘若再不加以防范，安知以后没有比牛玉更阴险的人？
“宦官无事之时，似乎恭敬谨慎，一听到有国政要务，就肆行干预。皇上将任用某人时，必先卖弄是自己的功劳；朝廷将做某事时，必先泄露以显示自己的权势。这样，趋附宦官的人一天天多起来，宦官的权势一天天扩大。有的大臣不知廉耻，和他们多有交结。给宦官馈赠奇珍异宝的人，宦官就把他们当作贤才时时赞誉；倘有刚正不阿的人，宦官就把他们说成不肖之才进谗诽谤。被赞誉的人获得显官厚禄，被诽谤者却遭贬谪，结果，恩德出自宦官，怨恨则归朝廷。宫中宦官与外廷大臣交通往来，因此引发祸乱。臣等职务是负责进谏，不做苟且宽容之事。虽死而无悔，希望陛下明察裁决。”
可以想象这样一篇奏疏，会引发宫中有权势的宦官们多大的愤怒和反击。他们包围年轻的宪宗皇帝，指斥王徽等人完全是胡言乱语，沽名钓誉，妄图扰乱朝纲，必须给予严厉惩罚。幸得都给事中张宁率领同僚及御史们上书救助，明宪宗才将王徽等人全部贬谪为各州判官：王徽到贵州、王渊到茂州、朱宽到潼州、李翔到宁州、李钧到绥德。
侍郎叶盛、编修陈音等先后上书为王徽等辩护，请求让他们留任。宪宗一律不予采纳。最后御史杨瑄上书的言词尤为激烈，差一点连自己都被定罪。
二 “王者不私”
中国历史上各个朝代，外戚擅权干政的事例累有发生。明朝立国之初，太祖朱元璋为了笼络手下的功臣勋将，多与他们结成儿女亲家。如：燕王朱棣娶徐达之女，临安公主下嫁李善长之子，大将傅友德、陆仲亨、胡海、郭英等均是他的姻亲。然而朱元璋却留下祖训：后世子孙的后、妃必须从低级官员或平民家庭选择，严防外戚坐大干预政事。这条禁令一直得到遵循，所以明代帝王的后、妃出身名门的不多。
英宗的母亲孙太后是山东邹平人，其父是永城县主簿，一个县衙的小官。孙太后从小被选入宫廷养育，与宣宗朱瞻基一起长大。永乐帝朱棣为瞻基遴选妃嫔时，将她选为皇太孙嫔。宣宗登基后封她为贵妃，因为皇后胡氏多病无子，被废为静慈仙师，改立孙氏为皇后。
英宗虽然不是孙太后所生，但从襁褓中就是被她带大，母子感情很深。英宗幼年登基，冲龄懵懂，全赖母后扶持。后来经历土木堡之变，乘舆播迁，陷身异域，回归后又被御弟囚禁于南宫七年。在这段艰难时日，全靠母后忧虑操劳，设法保护。石亨等发动“夺门之变”，事先也得到孙太后的同意。所以英宗复辟以后，对母后非常尊崇，为她上徽号“圣烈慈寿皇太后”。
孙太后父亲孙忠原封会昌伯，长兄孙继宗袭父爵，因为参与“夺门”功，晋封为会昌侯。其他四个兄弟均为锦衣卫指挥佥事。孙继宗仍未满足，又上奏说：“臣与弟显宗率子、婿、家奴四十二人参与‘夺门’功，乞加恩命。”英宗为了安抚他们，将孙显宗晋升都指挥同知，继宗子孙琏晋升锦衣卫指挥使，婿武忠由指挥使晋升都指挥佥事，家奴授官者十七人。
英宗复位后，京营由石亨、曹吉祥掌控。尽管英宗对他们百般信任，因为有“夺门之变”的前车之鉴，英宗总觉得不放心，一定要安排一个亲信的人协掌京军。便任命皇舅孙继宗提督五军营军务，兼掌后军都督府事。
后来，孙太后的三兄孙绍宗又结交宫中太监为自己求官。英宗心中不悦，对李贤说：“孙氏一门，长封侯，次皆显秩，子孙二十余人悉得官，还不够吗？再来要官，以慰太后之心为由，殊不知太后正为此不悦。当初授其子弟官时，朕请示太后，数次方准允，且忧心不乐好几天。并说：‘孙氏子孙有何功于国家，如此深受禄秩？物盛必衰，他们一旦犯了法，我能救他们吗？’太后若知道孙绍宗求官的事，必定生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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