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久，司礼太监的舆轿来到东华门外，只见王文、陈镒等许多公卿大臣在门外等候拜迎，王振这才转嗔为喜，大模大样地从中门而进。光禄寺卿和礼部官员把他迎接到靠近英宗御座的王公大臣一席。
英宗皇帝见王先生终于赴宴，一颗忐忑的心方才放下。他满含歉疚地命内侍将自己面前的御酒赐给王先生，王振这才喜笑颜开举杯痛饮。同席的英国公张辅、成国公朱勇等也频频向他敬酒、谄笑，不遗余力地恭维司礼太监辅弼皇上的丰功伟绩。
三大殿的落成庆功宴在杯觥交错中落下帷幕。发了一顿脾气赢得满朝敬畏的司礼太监，满意地酩酊大醉而归。可目睹死太监的嚣张跋扈，正直的大臣们不禁暗自神伤，为国家社稷的前途深感忧虑。
四 国子监祭酒们的遭遇
王振是读书人出身，掌权以后，他很想罗致一些饱学名儒到自己门下以壮声势。南京国子监祭酒陈敬宗是当世著名的儒学大师，他曾参与修纂《永乐大典》、《五经四书大全》和《太祖实录》，又是当世有名的书法家。
陈敬宗任国子监祭酒九年考绩至京，循例应能秩升礼部侍郎等职。王振素来仰慕他的文名，很想交结他。正好当时南直隶巡抚周忱也在京城，前来王振府拜谒。王振知道周忱与陈敬宗是同年之交，又都在南京任职。便隐约地表达了想让周忱约陈敬宗一见的意思。
翌日，周忱在驿馆会见了陈祭酒，委婉地示意司礼太监仰慕他的道德文章，非常想和他见见面。周忱是个很实际的人，他暗示官员的升迁考绩权柄全握在王振手里，交结他没有坏处。
谁知陈敬宗一听这话，忿忿然道：“我陈某为人师表，若为私利去拜谒有权势的人，他日有何脸面去见诸生？”
周忱知道无法说服这个正义凛然的老夫子，只得回去禀报王振，王振脸上骤现不悦的神色。周忱又给他出主意道：“陈祭酒的书法极臻高妙，公若以求其墨宝为名，先致礼币，他自然会前来谒谢您。”
王振点头称是，于是差人带了金币和彩段美酒，求陈祭酒书写程子“四箴”屏一幅。陈敬宗不便推托，当堂挥毫为其书写，字迹苍劲挥洒，末尾署了自己的名字。
不过他让来人将王振的润笔彩礼原封不动地带回去，托其向司礼监大人谨致谢忱。
就这样，铁骨铮铮的陈敬宗让王振碰了一鼻子灰，始终未登王府的门。自然，他也为自己的强硬付出了代价，当了十九年四品祭酒未获升迁。不过正因为这样，士大夫们益发钦佩他的高风亮节。
读圣贤之书讲究的是一身正气，不阿权贵。许多读书人都有这样的骨气，另一位国子监祭酒的遭遇却迥然不同。
国子监俗称太学，是当时国家培养人才的最高学府。北京国子监比南京的规模更大，六馆共太学生三千多人。其中大多数是各州、府学选送的成绩优良的贡生，后来也有一批公侯勋戚的子弟入学。朝廷每年从太学生中选取品行学识优越者若干人到各部、司试职，也从其中选拔一些人担任外省州、县官副职。而且太学生准许参加每年的顺天府乡试和三年一届的会试，成绩优异的也有参加殿试，举进士入翰林院的机会。
国子监的祭酒历来是由当时最出名的博学大儒担任。洪武朝最有名的祭酒是大学士宋讷，在他的主持下，国子监进入鼎盛期。太祖开科取士四百余人，三分之二出自国子监。后来有名的祭酒有永乐朝的胡俨。他原是内阁成员，由于精于学识，重修《太祖实录》《永乐大典》均任总裁官，故从内阁退出，改任国子监祭酒达二十余年。
李时勉是永乐二年进士，参与修纂《太祖实录》，书成后升翰林侍读，李时勉因直谏仁宗皇帝“谅阴中不应近妃嫔”，直指其好色，差点被杀。宣宗爱惜其才，命他掌理翰林院，后改任国子监祭酒。
正统初年，北京国子监仍沿用元朝遗留的旧监舍，数千名监生挤在破败不堪的监舍里，条件极为恶劣，李时勉数次请求改建国子监。吏部主事李贤上书称：“国家建都北京以来，所废弛者，莫甚于太学，所创新者，莫甚于佛寺。”这句话刺激了英宗皇帝，遂决定改建国子监。
改建之前，英宗派王振去国子监视察监舍的情况。按说国子监的管理者应该殷勤接待，曲意奉承，可是从祭酒李时勉到司业赵琬、掌馔金鉴，都是只知道教书育人，不懂得逢迎拍马的迂夫子。他们可能对王太监的为人还有些鄙视，言语应答间有不够尊重之处，因而遭到王振的记恨。
王振报复心极重，想要给李时勉一点颜色看。可是四处搜集，国子监孑然物外，与世无争，几乎找不到可以弹劾的由头。恰巧那几天李时勉命人将彝伦堂前大树的枝丫伐掉，以免荫翳过重，妨碍诸生读书。王振便拿此事发难，说李时勉擅伐官树入私家用，传皇上旨意，命将李时勉、赵琬、金鉴枷号于国子监前示众。
枷号示众与廷杖都是明朝独创惩戒臣下的特殊办法，它不需经过法司审讯，亦不按《大明律》的罪条处置。枷具分二十五斤大枷和十五斤小枷两种。因为李时勉等均已年老，用的是小枷。
锦衣卫的官校来国子监拿人时，李时勉正在课堂中批阅课卷。他朗声宣布诸生的成绩高下，让助手一一公布之后，方才从容步出课堂，让锦衣卫戴上枷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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