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荣奏道：“乐安城小，高煦或将先取济南为其巢穴。”
少傅杨士奇说：“高煦昔日不肯离开南京，如今很可能引兵南下。”
瞻基不以为然道：“济南虽近，然他一时难攻下，且闻大军将至亦无暇去攻。护卫军家属均在乐安，岂肯弃家去南京？高煦色厉而内怯，性多狐疑，他之敢于叛逆，欺朕年少新立，众心未附，未必会亲征。今朕率大军掩至，他闻风胆落，哪里还敢出战？朕料大军一到即成擒了！”
众臣均佩服皇上的胆识。
大军行至山东境内，不时有逃出乐安的士卒，讲述叛军的慌乱情况。瞻基令杨溥拟诏再次正告高煦——
张敷失国，始于贯高；淮南受诛，成于伍被。自古小人事藩国，率因以身图富贵，而陷其主于不义；及事不成，则反噬主以图苟安，若此者多矣。今六师压境，王能悔过，即擒倡谋者以献，朕与王削除前过，恩礼如初，善之善者也。王若执迷不悟，大军既至，一战成擒；又或麾下以王为奇货，执王来献，王何面目见联？虽欲保全不可得也。王之转祸为福，一反掌间耳，其审图之。
书发后，得前锋薛禄驰报，称高煦已下战书，约明日出战。瞻基遂命大军连夜躜行，急趋乐安。天明时围其四门，城上守兵仓皇应战。瞻基命神机营发炮轰城，顿时声震如雷，硝烟弥漫。乐安城垣低矮，不堪一击，诸将拟遣敢死队攀城而入。瞻基不许，下令暂停攻击，复令书诏敕数道，射入城中，谕高煦出降。
城中士卒官吏，得到谕旨，多欲献城执高煦出降。高煦见大势已去，心乱如麻，乃遣心腹缒城至大军御帐，奏请暂缓攻城，待今夕诀别妻子，即出城归罪。瞻基大度地应允其要求，谅他也无处可逃。那天夜里，乐安城中火光烛天，通宵不绝。原来高煦为了消灭罪证，将所有私造兵器、卤簿及与各地串联交通的文书付之一炬。
及至天明，高煦拟率诸子出城投降，他的太师王斌出面阻止道：“殿下宁可一战而死，如何出降受辱？”高煦将王斌轰走，从间道悄然出城，直抵大军行幄，伏地请罪。
群臣纷纷奏请将犯叛逆罪的高煦明正典刑，高煦吓得面无人色。瞻基将弹劾他的奏章掷给他看。高煦连连叩头说：“臣罪该万死，唯陛下之命是从。”这时一位青年御史站出来，奉命宣布高煦的罪行。他声音洪亮，义正词严，高煦吓得浑身哆嗦，瘫在地上一个劲地讨饶：“臣罪该万死！罪该万死！”这位青年御史就是后来的名臣于谦。
瞻基令高煦写信召他的儿子们归降。诸子都到来，城中余党均被俘获。瞻基下令将乐安州改名武定州，命薛禄与尚书张本镇守之。瞻基率大军押着罪囚班师。高煦之叛，王斌、朱恒等倡导叛逆的罪首及山东、天津的都指挥等通谋者被处决的共六百四十余名。瞻基亲自撰写《东征纪》记述此事，为后世叛逆者诫。
大军班师回京后，高煦父子家属被废为庶人，瞻基命在西华门内筑囚室关押他们，称为“逍遥城”。不可一世的汉王朱高煦本可以在那里窝囊地终了一生，但有一次瞻基去那里视察，戴着镣铐的高煦竟伸脚将他勾倒。瞻基大怒，命人用三百斤重的铜缸将他罩住。高煦力大竟差点将铜缸顶开。瞻基遂命人在铜缸上堆积木炭点火燃烧，不用多久，高煦就被烧炙而死，他的诸子亦遭诛戮。
叛藩敉平之后，消除了内患，瞻基得以腾出手来处理其他急务。永乐时期频繁出兵安南和蒙古，国力消耗极大。瞻基父子有意改变当时的扩张政策，对北方以防御求和平稳定。宣德初年战事恶化，明军累累损兵折将。瞻基与心腹大臣杨士奇、杨荣密议结束战争放弃交阯的策略。在经历几场惨痛失利之后终于在宣德六年下诏允许安南独立为藩属国，撤回派驻的官吏和军队，终使明朝甩掉了这个沉重的历史包袱。永乐时派遣船队下西洋的航海活动虽然宣扬了国威，扩大了与外界的交往，但每次下西洋耗费国帑巨万，已成为越来越难于承载的负担。瞻基在郑和第七次下西洋之后，便明令禁造宝船停止出海通商活动，为朝廷节省了庞大的支出。
瞻基深知任用贤能、澄清吏治是治国之本，他尊重和信任久经考验的前朝老臣蹇义、夏原吉、张辅，更以“三杨”——杨士奇、杨荣、杨溥为班底组建内阁。他曾让东宫官属陈山、张瑛入阁，后发现他们平庸贪腐，即毫不留情地将自己当太子时的这两位老师清除出阁。为了整肃地方吏治，他擢升郎中况钟、赵豫，御史何文渊等出任江南各粮税重地的知府。况钟守苏州，赵豫守松江（今上海），政声斐然，深得人民爱戴。后又擢御史于谦、长史周忱等六人为侍郎，巡抚两京、山东、山西、河南、江西等省。于谦在山西、周忱在江南任官最久，政绩卓著，深得民心，后均成为朝廷栋梁肱股之臣。
在任用贤能的同时必须大力整肃贪腐。继宣德三年罢黜流放贪腐成性的都御史刘观之后，宣德六年，瞻基下令逮捕宦官袁琦及其党羽阮巨队、阮浩等十人。袁琦自幼在东宫侍奉瞻基，因而恃宠恣意妄为，擅派内宫太监赴全国各地，以采办珍宝为名，大肆掠夺官府和民间财物。事发后抄没其家产，得金银财宝以千万计。瞻基盛怒，命将袁琦处以极刑，磔杀于市，阮巨队等十人斩首示众。还命都察院将他们的罪行榜示天下，以儆效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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