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狼兵”是广西溪峒的土兵，彪悍勇敢，力大如牛。董兴听从了马轼的建议，当晚亲率“狼兵”袭击贼兵营垒，杀死三千多名海贼，大壮军威。
继而官军大量集结，董兴亲率舟师，鸣炮呼号推进到黄萧养的巢穴。董兴身先士卒，指挥士兵用火铳和连弩射击，继而发起冲锋，数千勇士从战船上跃入水中，直捣海贼巢穴。
黄萧养身中数箭而死，海贼被杀死和淹死的有一万多人，其余的大多数投降。董兴命割下黄萧养的首级，用木盒盛着械送朝廷。他的父亲和儿子都被俘获，连同主要贼首尽皆处死。
广州贼乱平定之后，朝廷论功行赏，擢升董兴为右都督，命他镇守广东。
第十九章 和与战之间
一 关于战守方略的大辩论
北京保卫战取得胜利，也先挟持英宗逃往漠北。风雨飘摇中的北京又恢复了往日的平静。但是于谦等人清醒地认识到，这种平静是暂时的，瓦剌野心勃勃的太师也先不会放弃窥视中原的既定目标。他手里握着英宗皇帝（尽管现在已成太上皇）这个筹码，也会想尽办法充分地利用。所以朝廷一刻也不能放松，必须加紧备战。首先就要在大臣间统一战守方略。
在也先入侵北京时，宣府总兵杨洪率领二万精兵入卫京师。战后他因功晋升昌平侯，留京负责京营的训练，兼掌左军都督府印。守卫居庸关的罗通也调到北京任职。而当时一些将领以为打了胜仗，等着升官晋爵，留在京城享受荣华富贵，朝廷调他去边关镇守就不高兴，甚至赖着不走。以致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宣府及居庸关没有守将，被敌人严重破坏的紫荆、倒马、白羊口等处的关隘设施尚未恢复。如果此时敌人发动进攻，敌骑可以长驱直入进抵北京城下！
对于这样的严峻形势，兵部尚书于谦忧心忡忡，他上疏道：“宣府者，京师之藩篱；居庸者，京师之门户。未有藩篱门户之不固，而能免盗贼之侵损者也。”他奏请景帝召集五府、六部及科道大臣讨论北京的防务，集思广益，制定策略。
在讨论中，兵科都给事中叶盛反对只顾京师忽视边关防御的做法。他上疏道：“今日之事，边关为急。往者独石、马营不弃，驾何以陷土木？紫荆、白羊不破，寇何从薄都城？今紫荆、倒马诸关，寇退几及一月，尚未设守御。宣府为大同应援，居庸切近京师，守之尤不可非人。洪等既留，必求如洪者代之，然后可以副重寄而集大功。”
在这场关于战守方略的大辩论之后，朝廷统一了思想，采取措施加强北京外围的防务。派遣左都督朱谦、都督同知纪广等有经验的将领镇守宣府；佥都御史王竑、都指挥同知夏忠镇守居庸关。又在北京西面和南面的京畿要冲之地河间府、保定府和真定府各派一文一武官员加强防务，操练军马，修缮城墙，以为京都的屏障。吸取过去的教训，防止瓦剌长驱直入袭击北京。
不久后，大同参将、身为皇亲国戚的许贵上疏道：“迤北有三人至镇，欲朝廷遣使议和。卑职以为应遣使腆币，以疑寇兵，而徐为讨伐计。”
也先的侵犯刚刚打退，边将又想以金帛与他议和，对此于谦非常愤慨。他义正词严地驳斥道：“先前朝廷派遣季铎、岳谦前往议和，而也先随即入侵京都。继而派遣王复、赵荣前往，也仅见到太上皇一面而归。讲和是靠不住的，这已十分明显。我们和贼寇是不共戴天的仇敌，从道理上说本来就不能讲和。万一讲和后他们提出贪得无厌的索求，答应则坐以待毙，不答应他们就会翻脸，这样，势必也不能和。许贵身为贵戚武臣，如此惧怕敌人，怎能同仇敌忾地抵御贼寇？依法当诛！”
景帝听从了于谦的意见，下旨切责许贵。从此之后，边将人人主张备战和坚守，再也没人敢提议和的事了。
太监喜宁在宣府被都指挥江福擒获。原来朝廷曾悬赏告示，擒斩喜宁者赏黄金千两、白银二万两，封侯爵。宣府右参将杨俊（原总兵杨洪之子）胆大妄为地冒功，称喜宁是自己所擒。朝廷以杨俊边将职责所在，未予封侯，只晋封他为右都督，赐金币。杨俊原在独石曾经因为私人恩怨，杖毙都指挥陶忠，被言官揭发，下狱论斩。杨洪闻知恐惧，赶在处罚下达之前上书景帝，称杨俊年轻浮躁，恐误边事，乞令来京随臣操练。景帝顾念杨洪功劳大，答应了他的请求。杨俊调来北京后，冒擒喜宁的事又被揭发出来，言官交相弹劾，按律当斩。景帝仍然照顾杨洪的面子，只削夺他的官职，令他募兵剿贼自效。杨俊下到真定、保定、涿州、易州等地训练民兵，很有成效，后来仍令他总督三千营的训练。
二 郭登屡败也先贼寇
瓦剌退兵后不久，脱脱不花可汗派遣使者来到北京，上书并贡献马匹，请求议和。
礼部上奏，景帝愤愤然道：“他们刚在这里打了一仗，杀伤军民不少。你在边关骚扰犹可恶，居然大举侵犯到京师来了。现在又假惺惺地来议和，怎么这样恬不知耻呢？不许！”
尚书王直奏道：“瓦剌部君臣鼎立，太师也先把持国政，兵最多；脱脱不花虽是可汗，兵较少；知院阿剌兵更少。三人之间彼此猜忌，朝廷所赐皆为也先所得，而损失则三人都要负担。臣意应该对他们区别对待，充分利用他们的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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