倭仁字艮峰，乌齐格里氏，蒙古正红旗人。嘉庆九年（1804）生于河南。道光九年（1829）中进士后，一直在翰林院任职。他最笃信唐的教学方法，“每日自朝至寝，一言一动，坐作饮食，皆有札记，或心有私欲不克，外有不及检，皆记出”，[3]用作自我反省的借鉴，导向道德的最高境界。他认为“研几工夫最紧要”，若失此不察，“则心放而难收矣[4]正因为他力图把修身养性和读书结合起来，经年不辍，成了咸同时期的著名理学家和同治的帝师。
唐、倭仁等人，面对国运日蹙、文人无行的严峻形势，力图通过诚意修身达到道德的自我完善，把学术、心术、治术联为一体，这较之那些苟且偷生和士林中的卑劣者，无疑有着较高的德行和操守，不失为都门士大夫中难得的一群。但他们太注重自我修养，拘泥于闭门思过，空谈性理，不免流于疏阔迂腐。结果，“言经不适于用，言史又无裨于身[5]“询以家国天下治安之计，则茫然无所得”，[6]完全是脱离实际的一套，距离他们期望的修、齐、治、平目标实在太远了。
与理学家的空疏不同，汉学家们则埋首古纸堆中，皓首穷经，潜心考据，虽说对整理文化遗产作出了不少贡献，但因为仅仅“疏剔字句小节，不能旁通其大义”，结果是正己则失要，治人则无功，同样对国计民生没有多大裨益。
对于每况愈下的国势和厌厌无生气的政局，最敏感而力图有所作为的，是一批以经世致用自励的文人士夫。他们大都是出生在乾隆朝末期50岁上下的知识分子。有的是有功名无实职的士子，有的是朝内供职的中下级官员，也有在朝外身居要职的地方大员。虽然身份地位不同，却有着大体一致的政治抱负，即主张“明道救世”，通经致用。
“明道救世”的主张，原是清初著名学者顾炎武揭橥的。他认为通经硕儒必须注意“国家治乱之源，生民根本之计”，为学的目的即在于探索解决现实社会中的国计民生问题，“拯斯人于涂炭，为万世求太平，此吾辈之任也[7]他表明自己为文的宗旨是“凡文之不关于六经之指、当世之务者，一切不为”，[8]所以极力主张：“君子之为学，以明道也，以救世也”。[9]把“明道救世”解释为先儒经典中原有之义，作为通经致用的目的和手段，以实践儒者“救民于水火之心”。嘉道年间的经世论者，对此无不大加弘扬，并以此自励。如龚自珍提出了“一代之治即一代之学”的说法，指出：“是道也，是学也，是治也，则一而已矣[10]把道、学、治三者结合了起来。包世臣认为：“士者，事也，士无专事，凡民事皆士事也。”[11]因而自少即“慨然深究天下利病”。汤鹏鉴于社会日趋贫乏，主张“医贫”、“尚变”，所作《浮邱子》一书都四十万言，“大抵言军国利病，吏治要最，人事情伪，开张形势[12]集中表达了他的经济主张。魏源则善于以史为鉴，对军屯、漕运、盐政、水利等尤为注意。道光五年曾协助时任江苏布政使的贺长龄编辑《皇朝经世文编》一书，成为清代著名的经世论者。徐松注意于西域水道及新疆建置、钱粮，兵籍的研究；他的学生沈垚则精于山川地学，所撰《西游记金山以东释》一书，被时人誉为“遐荒万里在目前矣[13]梁廷枬对海防事务及粤海关沿革的研究，成了当时知夷情的主要代表者。此外，黄爵滋、姚莹、张际亮、张穆、何秋涛、张维屏、鲁一同等等，莫不在自己的著作中阐述经世致用的思想和主张。因此，嘉道年间的经世论者，大都是力图挽救清王朝困境，倡言变法图治以拯民于水火的改革家。他们虽没有统一的组织，也无共同商定的政治纲领，但在学术上相互探求，政治上相互奥援，思想上灵犀相通，无形中形成为社会上的一股力量，代表着社会的良知。
这些主张改革、提倡明道救世的士大夫，因其身份、地位、境遇的不同，大体而论，约可分为两种类型：一种属政治家型，如湖广总督林则徐、福建巡抚吴文镕、广西巡抚梁章钜、贵州巡抚贺长龄和前两江总督陶澍等，他们虽也研讨学问，且有所发挥，但侧重点在行不在言，往往以其地方大员的身份推行其关心国计民生的主张，躬亲实行，取得了良好的官声和政绩。另一种属学者型，如上举姚莹、包世臣、张际亮、徐松、沈垚、汤鹏、张穆、何秋涛、龚自珍、魏源等等，这类人物虽有匡时济世的抱负，且有改革方案，但或因官卑职小，或因仕途失意，无法实现所持主张，因而侧重于言论文章，著书立说，影响着思想界风气的转移。前一类型，以林则徐、陶澍为翘楚；后一类型，实以龚自珍、魏源为代表，其中，尤以时任礼部主客司主事的龚自珍，最为京师士大夫推重。
龚自珍，字璱人，号定庵，乾隆五十七年（1792）生于浙江仁和（今杭州市）世代书香的官宦世家。祖父龚禔身，官至内阁中书、军机处行走，有《吟臞山房诗》传世。父亲龚丽正，官至苏松太兵备道、署江苏按察使，攻古文经学，著有《国语注补》、《三礼图考》、《两汉书质疑》、《楚词名物考》诸书。母亲段驯，是著名文字学家段玉裁之女，工诗能文，著有《绿华吟榭诗草》。龚自珍自小受母亲文学熏陶，七岁时已熟读吴梅村诗、方百川遗文、宋左彝《学古集》，尤对吴梅村诗心不能舍。吴梅村名伟业，字骏公，梅村是其号，江苏太仓人。他是明末遗民，参加过复社，以诗文名于世。因与权臣马士英、阮大铖政见不合，辞官归隐。清初，在顺治帝福临的胁迫利诱下，降清出仕，授秘书院（翰林院前身之一）侍讲，充任太祖（努尔哈赤）、太宗（皇太极）《圣训》纂修官。两年后，他借口母病还乡，就此不再回京，终老故里。降清的经历虽非出自自愿，时间也不长，但他始终深引为耻，曾在诗作中不无痛悔地写道：“误尽平生是一官，弃家容易变名难”；又道：“我本淮王旧鸡犬，不随仙去落人间”。充满了艾怨和怀旧的凄凉郁结。他的诗取法盛唐诸大家及稍后的元稹、白居易，号称“娄东派”。诗作中常反映民生疾苦、吏治昏暗，具有强烈的现实感。龚自珍的母亲以吴梅村诗，作为儿子的文学启蒙，一首首口授，一句句讲解，使童年的龚自珍在学习平仄音韵之余，渐渐懂得了诗与生活的相互关联，对他长成后关心民瘼，讽议时政，影响至大。他一生鲠直豪迈，不忌时讳，或许就是儿时对吴梅村那种痛悔失节的愤恨之情，从相反方面悟性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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