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禁一开，中西交往又渐趋频繁。
当时，英国已完成了资产阶级革命，其经济实力，也逐渐在西方国家中居于领先地位，它正用全力在印度与荷兰、法国争夺殖民控制权，并在远东海面的商船队中取得绝对优势。海禁一开，英国商船开始对中国进行贸易往来，其趋势是逐年发展的。以下是英国商船的来华次数统计和因贸易差额流入中国的白银数量。
表2-1
（续表）
（资料来源：马士《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编年史》卷1.2.4有关资料。转引自吴杰《中国近代国民经济史》第111～112页列表。）
从上引清代开关贸易到康熙一朝的统计看，英商来华贸易有以下两个特点：第一，康熙一朝，英商来华船只数每年都很少，最高年份是康熙四十九年十艘，一般都在每年二艘；第二，在康熙二十四年到四十九年（1685～1710）的25年中，英商船有明显的北上贸易趋向，厦门与舟山几乎成了英商船最感兴趣的目的地。
这两个特点表明，当时中外关系结构的变化，尚未完成，西方与中国交往，仍然不具有重要意义。从第一点上说，英商对华贸易的数量所以很小，原因是英属东印度公司正在全力以赴地与荷兰、法国争夺对印度贸易的垄断权。
荷兰东印度公司在1602年成立后，拥有商船数量最高时达到30艘，但到1702年，由于荷兰的王位继承者担任总公司的负责人后，董事成了世袭，经营不善而逐渐亏本；法国东印度公司成立于1664年。1672年以后，由于它在竞争中对荷兰的胜利，法属东印度公司业务上升，1719年又趋于衰弱。英、荷、法在印度的竞争，使得英国暂时还没有力量对中国进行大规模的贸易。从英商对华贸易的差额看，流入中国的白银数量动辄数万英镑，有时高达十余万镑，说明英国输入的商品数量不多，不受中国欢迎，而对中国商品的需要量却很大，造成了差额，不得不支付大量的白银。这一情况，显示着当时中西关系中，外国资本主义并未能对中国造成经济上的压力。
从第二个特点说，英商北上趋势的加强，反映了西方资本主义力图接近中国丝茶产区的意向。福建、浙江向是中国著名产茶区。英商对中国茶叶的需要自17世纪80年代后逐渐加增。1684年东印度公司通知在印度的英商说：“现在茶已渐渐通行，公司要把茶赠友朋，望每年购买上好的新茶五六箱运来[4]1700年英国宣布禁止印度棉织布输入本土之后，茶叶成为东印度公司输入英国的大宗商品。尽管英国本土对茶叶输入课税很重，但贩运茶叶仍然成为东印度公司的赚钱买卖。从上表看，英船向中国闽浙两海关收舶的热潮，恰恰是在这两个历史时期内，这决不是偶然的。当然，促使英船北上的原因，并不全是茶叶贸易，关税的轻重也是一个因素。粤海关税较浙海关重，陋规也很苛刻，所以英商纷纷走避，北上闽浙了。
自康熙五十年（1711）后，英商又转向广州收舶，但对粤海关税仍每有怨言，“屡以粤关索费太重，纠洋商合词争之”。[5]雍正六年（1728）清政府准备对中国出口加税什一，“英人议其不公，置若罔听[6]甚至“合词控于大府”。[7]西方殖民者对贸易的需求使中国皇帝和官员们深感麻烦。康熙帝自晚年起就已担忧“海外如西洋各国，千百年后，中国恐受其累”。[8]处理日渐突出的中西关系，逐渐成为清政府必须认真考虑的问题。
对外政策必然要受到对内政策的制约与影响。清王朝是在镇压明末农民起义和次第打败明宗室的反清力量基础上统一中国的。它在军事征服过程中采取了极为严酷的屠杀和掠劫手段。定都北京后，又实行了种族统治的高压政策，国内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一直很尖锐。加上在统治集团内部权力再分配过程中，存在着激烈的矛盾和冲突，各种政治力量之间的斗争连绵不断。上述这些错综复杂的矛盾交织在一起，构成了清王朝的潜在威胁。因此，防止和镇压国内各种反抗力量的滋长，成了清王朝制定政策的根本出发点。顺、康、雍三朝的国内政策明显地反映着三个主要方向：对反清力量，采用暴力和招抚相结合的方法，以达到打击、分化的目的；对汉族和其他少数民族，采取“以汉制汉”和“改土归流”的种族统治政策，使之通过内耗，减少对统治民族的不利因素；在统治集团内部，采取加强中央集权的各种措施，提高皇权，削弱藩王权力。这三者组成了清王朝前期国内政策的基本环节。外交是内政的继续。防止国内人民的反抗和防止外国人支持国内的不满情绪，是维护王朝统治的两个不可分割的方面。于是，隔绝中外之间的交往，把贸易限在远离王朝心脏的边远地区，成了清政府势在必行的政策。
乾隆一朝，承康、雍之武功文治，国力趋于鼎盛。社会经济繁荣、政治局面安定，外贸税收的区区收入，乾隆帝根本不放在眼里。乾隆二十二年（1757），清王朝决定关闭江海关、浙海关和闽海关，只开放广州一口，实行了中国历史上严格意义的闭关锁国政策。
为什么乾隆帝要收口闭关？是因为怕欧洲海盗商人的侵扰而出于自卫的需要吗？
不可否认，欧洲海盗商人自从一踏上中国的土地，就在沿海地区进行肮脏卑劣的掠劫活动。但这种趋势和程度伴随着西方资本主义的成长，正在逐渐呈现着退潮和减弱的态势。考察一下自明正德九年（1514）中西关系开始，到清乾隆二十二年收口闭关的243年中西交往历史，似可以顺治十八年（1661）清政府实行迁海为分界线，在此以前的147年内，西方殖民者对中国采取武力入侵和较大规模的海盗掠劫活动；在这以后的96年内，很少出现武力对抗的局面，外国海盗商人对中国沿海的掠劫势头已基本退潮。出现这种相对安定的情况，一方面是由于外国殖民者的主要目标在印度和南洋争霸，无暇他顾；更重要的是他们遭到了明王朝的自卫还击，一再遭到挫折，发现自己一时还对付不了中国这样一个封建大国。可见，尽管这时外国海盗仍在中国沿海及南洋、印度洋海面出没，但毕竟没有像以前那样严重地采取掠人残杀、抢劫的无耻暴力手段。把乾隆二十二年清政府实行收口闭关的直接原因，说成是为了“防范欧洲海盗商人的劫掠活动”，似乎缺乏史料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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