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二十四年（1759年）的《防范外夷规条》共五点，其内容是：1.“夷商在省住冬，永行禁止”。
规定外商在广州的贸易事务完成后，即行回国，若账目未清，亦应回澳门居住。原来，西方各国在19世纪初叶以前，航海商船大都是帆船，蒸汽动力的船只尚未出现。这种大型木帆船航速很慢而且必须顺风顺势。从欧洲到东方，往往需要乘二月开始的季候风，航行约四个月左右才能到达中国，回帆时须乘九十月间的东北季候风，顺风西向。所以，外国商舶来华贸易，一般都在五六月间到达广东海面，从这时起到九十月间是双方贸易季节。九十月开始刮东北季候风时，外船结束贸易，回帆西去。根据这一天时条件，清初规定外舶在广州贸易期为当年五月至十月，超期若货物未了，账目未清，外人可在澳门过冬，但不准勾留广州。延至乾隆中叶，“各国夷商多有藉称货物未销，行欠不清，将本船及已置之货，交予别商，押带回国，该夷商仍复留寓粤省”。[22]不准在省住冬的规定已无形瓦解。李侍尧章程，即是对这一禁令的重申。
2.“夷人到粤，宜令寓居行商管束稽查”。
中国自唐代以来，洋商到粤，向有专居处所。唐代在广州城外设有“蕃坊”；宋沿旧制。《萍州可谈》卷二云：“广州蕃坊，海外诸国人聚居，置蕃长一人，管勾蕃坊公事。”元时不知其制。明代则有怀远驿之设。清初开海贸易后，洋商到粤，其大班、二班得停居十三行。《澳门纪略》上卷《官守篇》称：“舶长曰大班，次曰二班，得居停十三行，余悉守泊，即明于怀远驿旁建屋一百二十间以居蕃人之遗制。”但自康、雍至乾隆的近百年内，情况也已发生变化，有人将自己的房屋出租，或置买已歇业的洋行旧址，精工改建，“招诱夷商投寓”；交易买卖，“亦有多不经行商通事之手，无稽店户，私行到馆，诱骗交易，走漏税饷，无弊不作”。种种情况，大违清政府严禁民人和洋人接触的忌讳。李侍尧认为必须加以重申。因之，在这一条中，规定了：“非开张洋行之家，不许寓歇夷人”，杜绝洋行以外商人与外商接触；“夷商随带蕃厮，不得过五名，一切凶械火器，不许携带进省”，限制大量外国人进入广州口岸，以防不测；“毋许汉奸出入夷馆，结交引诱，即买卖货物，亦令行商经手，方许贸易”，授予行商专营对外贸易的特权；“如夷商有置买货物等事，必须出行，该通事、行商亦必亲自随行”，对外商行动加以严密控制，行商也就成了“保商”。
于是洋人到粤，只能住在十三行的行馆里，他们的买卖交易，即在行馆内租屋开设的商馆进行。这样，中国人开设的洋行，与外国人开设的商馆（亦称洋行、夷馆）合二而一，都在广州城外十三洋行街内。
3.“借领外夷资本，及雇请汉人役使，并应查禁”。
查禁借领外夷资本一事，是由于违反了夷商到广州贸易只准以货易货的传统。自明中叶以来，中国政府规定外商来华贸易，只能将所带之货，就地售卖；如欲购货回国，亦应就地采办，不准将多余的资本，请汉人立约承领，出省贩货。但事实上洋商冀获重利，华商冀领洋商本银营运得利，因此往往两相结纳。[23]这样做，对促进内外商品交流本来是有利的，但清政府生怕华洋勾结，出现第二个洪仁辉事件，所以规定“嗣后内地民人，概不许与夷商领本经营，往来借贷。”
4.“外夷雇人传递信息之弊，宜请永除”。
这一条目的很明显，是为了防止外人乘机到处刺探情报，与内地民人相互勾连。当时，传递消息，主要是靠专业的送信人，名叫“千里马”者递送。李侍尧原奏中说：“查粤东驿递，向无马匹，遇有各衙门紧要公文，雇拨力能奔驰迅速之人，给以工资饭食赉递，名曰‘千里马’。若辈虽非额设人役，而民间雇请，实所罕有。乃近来各夷商因分遣多人，前往江浙等省购买货物，不时雇觅‘千里马’，往来探听货价低昂……”以广东省城之大，地处海疆，驿站竟无马而将投递公文之人称为“千里马”，清王朝的腐朽落后，由此可见一斑了。上引李侍尧原奏中，也可看出，外商虽在广州一口通商，但他们的贸易范围却可远至江浙一带，闭关政策闭不了中国的大门。
5.“夷船收泊处所，应请酌拨营员弹压稽查”。
清初外舶来粤，“皆先到澳门零丁洋外停泊，随由虎门入口，行抵黄埔住船，始开舱起货”。澳门是外舶所经的第一道关口，那里设有“海关监督行台”及“税馆”，洋船在澳门必须经粤海关监督躬亲丈量后，经许可，方由引水员引入黄埔。
外船停泊后，向例由广州协标外委一员，带兵20名，在附近沙滩搭寮防守，但外委职分卑微，不足以资弹压，所以李侍尧奏请加强，拨候补守备一员，专往该处，并拨浆船一只，供其使用。“与该处（新塘营）原有左翼镇标中营浆船，会同梭织巡游。俟洋船出口后即行撤回”。这种所谓弹压措施，自是十分微弱的，而且后来“弹压”人员逐渐成了鸦片走私的合伙者。
小贴士：如果觉得52书库不错，记得收藏网址 https://www.52shuku.vip/ 或推荐给朋友哦~拜托啦 (>.<)
传送门：排行榜单 | 好书推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