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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光十九年:从禁烟到战争_沈渭滨【完结】(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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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许地山编:《达衷集》卷下,商务印书馆印行,1934年版,第125页。

  [2] 许地山编:《达衷集》卷下,商务印书馆印行,1934年版。第153页。“公班衙”是当时中国对英属东印度公司的习惯性称谓。

  [3] 【英】斯当东著,叶笃义译:《英使谒见乾隆纪实》,第24页。商务印书馆,1963年版。

  [4] 参见乾隆致英王的两件敕谕(1793年9月23日、10月3日),转引自复旦大学历史系中国近代史教研组编:《中国近代对外关系史资料选辑(1840~1949)》上卷,第1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41~45页。

  [5] 参见许地山编:《达衷集》第163~170页。

  [6] 许地山编:《达衷集》,第176、178页。

  [7] 萧令裕:《英吉利记》,转引自《鸦片战争》(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第1册,第28页。

  [8] 《阮元奏审办伤毙民妇之夷船水手折》,《鸦片战争》(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第1册,第57~61页。

  [9] 《阮元奏英吉利巡船伤毙内地民人潜逃究办折》,《鸦片战争》(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第1册,第54~57页。另参见同上书册,第65~67页;第71页各件有关奏折。

  [10] 《著两广总督阮元令英国交出伤毙民命凶手候办事上谕》,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鸦片战争档案史料》第1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39页。

  [11] 《道光十一年四月十九日邵正笏奏》,载《史料旬刊》第10期,北京图书馆出版社影印,2008年版。第763~764页。

  [12] 《李鸿宾片》,《道光朝外洋通商案》,《鸦片战争》(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第1册,第75~76页。

  [13] 《道光九年十二月初五日上谕》,《清代外交史料》。《鸦片战争》(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第1册,第156~157页。

  [14] 《庆保等折》,《道光朝外洋通商案》。《鸦片战争》(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第1册,第86~87页。

  [15] 《广州将军庆保等奏英吉利大班盼师屡次妄禀,已被该国撤回片》,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鸦片战争档案史料》,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1册,第71页。

  [16] 见署闽浙总督福建巡抚魏元烺奏折;浙江巡抚富呢扬阿奏折;两江总督陶澍奏折。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鸦片战争档案史料》第1册,第110、112、114页。

  [17] 《著沿海各省督抚按照已定章程严防外国船只侵入内地洋面事上谕》,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鸦片战争档案史料》第1册,第137页。

  [18] 《国祥等奏报英船驶至奉天海面已派干员驰往驱逐折》,《鸦片战争档案史料》第1册,第127页。

  [19] 《著沿海各省督抚按照已定章程严防外国船只侵入内地洋面事上谕》,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鸦片战争档案史料》第1册,第137页。

  3-2 正当贸易的困境

  东印度公司何以如此迫不及待地、频繁地敲打中国的大门?这与它长期来不能在中国大量倾销商品、掠夺原料不无关系。商品输出作为资本主义征服落后国家的一种武器,广义地说,也可视为敲门的一种手段。英国的对华贸易,掩盖着它的殖民欲望。

  从中英贸易品的结构来看,东印度公司的输华商品包括毛织品、金属制品和棉花三大项;中国输出的商品则以茶、丝、棉布(土布)为大宗。英国商品中不少是机器工业制品,表现出商品的进步性;中国的出口货主要是手工制成品,反映了生产方式的落后。但是,英国输华商品中大部分是印度棉花,这又显示了英国商品的殖民地贸易性质。这可以从英国输华商品的构成比例中得到证明:英国输华商品来自英伦本土者,自1775~1833年始终占全部商品总数的40%以下,来自印度的,总在60~70%以上[1]

  就英国输华的三项主要商品及其发展趋势而言,印度棉花一项,不仅大于英国本土的毛织品和金属制品的总和,而且增长速度也大大超过二者。现截取几个主要统计年度列表如下:表3-1

  【价值单位:银两,指数:1780~1784年平均=100】(资料来源:严中平《中国近代经济史统计资料选辑》第11页,表8)

  从上表可以看出,自18世纪70年代起到19世纪30年代,印度棉花输华的指数超过了英国毛织品和金属制品输华指数的总和。英国在鸦片战争前夕,利用统治印度殖民地的特权,大量收购印度棉花,然后转手贩运中国获取暴利。英国正是在榨取和掠夺别国财富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

  但是,中英贸易的趋势表明,英国的正当商品一直未能在对华贸易中占优势地位,相反,19世纪30年代以前,中英贸易,中国始终居于出超地位。我们同样截取几个年度的中英贸易进出口总和及其指数的统计,来考察这一趋势:表3-2

  【价值单位:银两;指数:1780~1784年平均=100】(资料来源:严中平《中国近代经济史统计资料选辑》第3页表1。)

  从上表可以看到,自18世纪后半期至19世纪30年代,中英进出口贸易总值的每年平均数,中国一直处于出超的优势地位。英国资本主义商人连同作为贸易补偿的印度棉花在内,都无法使它们占得优势。英国产业革命的成果未能在对华贸易上表现出来。

  这决不只是英国在对华贸易中的困境,事实上也是西方各国在贸易中的共同的问题。关于法国对华贸易情况,至今我们研究得很不够,统计资料也极稀少,无法描绘出一个大体的轮廓。下面,就美国早期的对华贸易进行说明:美国自1783年独立后,1784年就以“中国皇后号”(The Empress of China)到达广州,进行贸易。同年,又一艘“潘拉斯号”(The Pallas)到达,同泊于黄埔。返航时运走了88万磅茶叶回到美国。自此之后,美国便不断开展对华贸易。1785~1832年48年中,美国达到广州的船只有1104艘,几乎达到英船数的44%,超过其他国家来华船只的四倍;就发展速度说,也比其他国家快[2]到1832年,竟一年来华62艘。所以,美国在鸦片战争前夕的对华贸易中,已经仅次于英国而占第二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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