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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光十九年:从禁烟到战争_沈渭滨【完结】(36)

  卢坤面对律劳卑的挑衅,当即下令加强战备:一面在前路水面沉石锁口,并在后面准备石料、伺机堵塞敌舰出口;一面添派兵丁、调拨师船,在广州附近河面来回巡防,使深入内河的两艘英舰陷入重重包围之中。同时,又派兵包围英国商馆、断绝供应,撤退商馆内的中国人员,使英人坐困其中,无法离开商馆一步。律劳卑料不到情况会变得如此严重,在英商指责和清兵戒严的困境下,他心劳力瘁,得了大病,不得不转而妥协。卢坤便因势即收,同意放行。八月十九日(9月21日),律劳卑在病中以书面形式通知英舰撤离黄埔;同日,他和随员自广州启程返回澳门。九月初九日(10月11日),律劳卑因病情恶化,客死于澳门。英国第一任商务总监督对中国大门的冲撞,付出了生命的代价。

  由于律劳卑事件的发生,尤其是两艘英舰闯进内河,使道光帝十分震怒。九月初三日(10月5日),皇帝在总督巡抚联衔奏报英舰闯入内河的折子上做了朱批:“看来各炮台俱系虚设,两只夷船不能击退,可笑可恨。武备废弛,一至如是,无怪外夷轻视也。[9]结果,卢坤被革职留任、革去太子少保衔、拔去双眼花翎,水师提督李增阶革职。皇帝的朱批说到了武备废弛,但事情过后,情况仍不加改变。因循苟且早已深入骨髓,光靠一纸上谕已经无济于事了。

  律劳卑事件后,英国暂时收敛了力图闯进中国的强硬政策,进入到一个所谓“沉默时期”。因为,他们意识到面对的是一个有数千年历史的古老帝国,很难袭用对付东方落后小国的方式,把它纳入西方所希望的殖民地附属国体系。但沉默不等于放弃希望。中国作为整个资本主义世界广阔市场的前景,一直是英国资产阶级政府垂涎所在。律劳卑爵士的悲惨遭遇,只是他们在没有充分准备的情况下,冲撞中国大门的一种代价,一旦条件成熟,门终将打开。因此,敲门与反敲门的斗争中,不可避免地隐伏着敲门者使用武力破门而入的必然趋势。而清王朝若不从中吸取教训,不思更张,那末也就面临着被西方大炮轰出中世纪的危机。

  * * *

  [1] 参见【英】格林堡著,康成译:《鸦片战争前中英通商史》。

  [2] 【英】雷德福:《曼彻斯特商人对外贸易的1794~1858年》,转引自《外国学者论鸦片战争与林则徐》上册,福建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37页。

  [3] 转引自【日】卫藤沈吉:《炮舰政策的形成——论1834年中英关系的转变》,见《外国学者论鸦片战争与林则徐》,上册,福建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138页。另,以上训示的主要内容也可参见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第1卷,北京,商务印书馆,1963年版,第138页。

  [4] 《两广总督卢坤等奏为律劳卑来粤不遵法度现予封舱示惩片》,《鸦片战争档案史料》第1册,第146页。

  [5] 【美】马士著,张汇文等合译:《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第1卷,北京,商务印书馆,1963年版,第137页。原任命第二监督为东印度公司驻华大班部楼东,第三节监督德庇时,因部楼东已离开中国,由德庇时接任第二监督。

  [6] 萧致治、杨卫东编撰:《鸦片战争前中西关系纪事》,湖北出版社,1986年版,第374页。

  [7] 以上均见:《两广总督卢坤等奏为律劳卑来粤不遵法度现予封舱示惩片》,《鸦片战争档案史料》第1册,第146~149页。

  [8] 【日】佐佐木正哉编:《鸦片战争前中英交涉文书》,台北文海出版社,1977 年版,第17页。

  [9] 《卢坤祁折》,《鸦片战争》(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第1册,第125页。

  第四章 鸦片:黑色的毒流

  东印度公司鸦片制造厂旧照

  4-1 汹涌而来的毒品

  从敲门到破门的历史契机是鸦片问题。

  西方想以一般商品撬开中国的大门既然极端困难,势必要谋求一种特殊的商品作为获取暴利的手段,这就是毒品鸦片。中国在汹涌而来的毒品困扰之下,必然要作出反应,于是乎就有禁烟。贩毒与禁烟都是双方根本利益所在,谁都不能相容,冲突也就不可避免。

  鸦片俗称大烟,是用罂粟汁熬制而成的。中国在中唐以前并无罂粟种植的记载。中唐以后,才散见于私人著述。宋初纂订的药书《开宝本草》,有“罂子粟”之名,且有“御米”之称,作药材用。苏东坡的诗里,有“莺粟汤”、“佛粥”的名称,饮者似多为僧道之流,作滋补养生之用[1]可见,鸦片在中国有较长的历史,但明代以前仅作药用,别无他途。这种鸦片是本土烟,并非西洋流入的鸦片。

  明代起,西洋鸦片流入中国,最初是作为贡品来华的。《癸巳类稿》称:“明时,暹罗、爪哇、榜噶刺以贡品入中国,曰乌香或曰乌烟,就其本名,还音鸦片,亦曰阿片,亦曰亚荣、亦曰阿芙蓉、亦曰合浦融[2]明代成化年间,市场已有货卖,价等黄金。万历年间,外洋鸦片传入渐多。万历十七年(1589)开始对外洋鸦片征税,每十斤税银二钱。

  吸鸦片烟的恶习,大约始于明中叶中西交往之后,由南洋一带传入。当时南洋在西班牙控制之下,吸鸦片烟与西班牙殖民者掠夺南洋一带人民财产、毁人健康的罪恶有关。余文仪纂《台湾府志》称:“咬巴,本轻捷善斗,红毛制鸦片烟诱使食之”,说的就是这种关系。自吸食之法流入中国,鸦片的功用,逐步由药用转为灼火吸毒。但这一由益转害的演变过程,发展还很缓慢,自明末至清前期尚未酿成大害,所以政府对鸦片税抽得很轻[3]鸦片流入后主要还是作为药用,称为“洋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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