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此，我们可以对清代鸦片输入中国的增长数字有一个基本认识；在鸦片战争前，其增长速度有两次飞跃：一次是在乾隆末年、嘉庆初年，从每年200箱猛增至4000箱，增长约20倍；一次是在道光年间，从4000箱增至3.5万箱以上，最高年份达40000箱，增长约10倍。这个增长趋势表明，从18世纪末年起，外国资本主义已经找到了扭转中英贸易中西方处于不利地位的手段，这个手段就是以最无耻最卑劣的行径残害中国人民，掠夺中国财富的鸦片走私贸易。
在中国从事鸦片走私的西方国家，有葡萄牙、英国、美国和沙俄。葡萄牙是早期从事鸦片贸易的国家，清初开海禁后，葡萄牙仍占据优势。直到乾隆四十五年（1780）后，葡萄牙输华鸦片的优势逐渐被英国所取代。
英国是西方各国对中国进行鸦片侵略最主要的国家，它的输华总额大大地超过了其他国家输华鸦片的总和。可以说，当我们一提及鸦片贸易时，在主要意义上，就是指鸦片的最大贩毒者英国，前引1800～1839年鸦片输入中国的庞大数字中，英国的输华量占了90%以上。现将鸦片输华总量和其中英国输华量的每年平均数列表如下：表4-2
（资料来源：【美】马士著，张汇文等合译：《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第1卷，第238～239页附表。）
鸦片贩卖是英国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的最大项目。自1765年大冒险家克莱武担任孟加拉民政官后，公司职员在商业的特权之上又加了官衔。“在市场上与商人交往时他们是地方长官的身份”。[11]亦官亦商的东印度公司职员，开始排斥印度商人，压倒了荷兰、法国等商人，逐渐取得了鸦片销售的特权[12]
1773年，英国国会通过改革法案，华伦·哈斯丁被任命为公司孟加拉参事会总督，统辖马德拉斯和孟买公司领地事务，并负责将东印度公司从商业机构转变为政府机关。哈斯丁是东印度公司鸦片专卖政策的制定人。1773年对华鸦片试销成功后，东印度公司逐渐地把中国作为它销售鸦片的主要市场。
一般地说，鸦片在印度的种植是由公司事先拨款协助承包商，用放青苗债的方式向农民事先贷款，在收割时以低价勒行收买，经过熬煎，然后在加尔各答市场公开拍卖。为了招徕私商，[13]拍卖的条件是相当宽容的，缴纳的现钞仅是标价的30%，余款10天内交清，有困难者可延长3个月，如果广州市场鸦片价格低落，公司还可以设法帮助私商渡过难关[14]这样宽容的条件，无非是“为走私事业提供货品，并鼓励私商将这些货品运送到中国去”[15]
东印度公司根据中国市场的销售情况，控制拍卖与销售间的平衡，当市场活跃时，就以扩大拍卖攫取利润；市场疲滞，就控制拍卖来保持高额利润，但总的来说，两者中，主要是以扩大运销为主的。这不仅从前面所作的英国鸦片逐年增长的趋势统计中可以看出，也可以从麻洼鸦片的大量输华中可以看出。
麻洼鸦片的大量倾销，是东印度公司和私商们长期对抗的产物。长期来，孟加拉土价格，由于公司的垄断而日趋高涨，一些私商于1815年前后开始在当时尚未被公司控制的东印度西部地区，找寻价格比较低廉的货源。他们在东印度土邦和刺日普德拿一带，找到了理想的麻洼土（也叫孟买土，中国人称白皮土），摆脱了公司的控制，由葡萄牙人经营的达曼口岸输入中国。从此，麻洼土输华数量不断增加，由过去仅500余箱跃增至1816～1817年的1242箱，1820～1821年的1653箱[16]在1817年，麻洼土每箱售价仅680银元，大量倾销的结果，迫使孟加拉土的售价大跌：1817年孟加拉土每箱售价1300银元，到1818年跌至840银元。于是很多外国烟贩在孟买纷纷添设代理处，准备对麻洼土进行大规模贩运，严重地打击了东印度公司的垄断政策。
而对这样激烈的斗争，东印度公司先严厉禁止孟买船贩运麻洼烟土，并在孟买抢购麻洼土，以求控制，随后又积极扩大孟加拉公班土的生产，以便压低价格，最后还设法同中印度各土邦王公订立合同，企图借颁发补助金的手段来削减麻洼土的种植。但这些措施收效都不大，麻洼土继续涌入中国，逐渐取得孟加拉土原先所占的优势地位。
1832年，英国国会改革后，工业资产阶级开始直接参与政治。为了替英国制造品开辟中国市场，他们以自由贸易为名，于次年迫使国会通过法案，剥夺了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垄断权，但是延长了公司存在的年限，并授权它治理英属印度领土。他们还召集了东印度公司官吏和有关鸦片贩运的人员，听取了意见。经过辩论，一致认为：“孟加拉的鸦片垄断销售，为政府提供的收入，每年为数8459425新铸卢比，亦即981293英镑；而税收是按成本价格的30又3/4征收的。在印度目前收入的情况下，要放弃这样一个收入来源是不适当的。鸦片税是由外国消费者负担的税收，所以总的来说，它较之任何其他可以替代的税收，更不致遭到反对。”[17]这等于是伦敦政府对鸦片贩运承担责任的公开声明。英国政府的公开支持，是造成19世纪30年代英国烟贩在华猖狂活动的第一个原因。
1831年，东印度公司最后找到解决麻洼土竞争的政策。它允许麻洼土缴纳过境税每箱175卢比，继减为125卢比，由孟买公开出口。过去是由中印度土邦偷运到葡萄牙口岸达曼，长途跋涉，花两个多月的时间，大大增加了成本，改由孟买出口，烟贩们梦寐以求。因此从1832～1833年间，达到了1.4万箱，较前增长了2倍。东印度公司的税收因此而增加。20多年来长期成为公司负担的麻洼鸦片，成了公司税收的源泉。东印度公司政策的改变——对麻洼土由以前的控制生产运销，到确保税收、鼓励贩运，这是19世纪30年代鸦片走私在中国恶性膨胀的第二个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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