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鸦片贸易上，吉庆是第一个感到鸦片卷走白银，危害国计民生，主张严禁的人物，确乎有卓越的识见。不过，由于当时朝廷对鸦片走私需现金交易，走私与白银外流的关系不甚了然，他的识见未能引起重视。所以当我们历史地评价嘉庆朝的禁烟时，只能得出：一个正确的认识往往需要经过多次实践才能形成的结论。嘉庆一朝是历史上第一个由政府推动的禁烟阶段，认识的不周详，是无可指责的。
庆父不死，鲁难未已。鸦片走私未能在嘉庆朝根除，它像长在肌体上的毒瘤那样，势必要恶性膨胀。到道光朝时，再要除去，非得有坚定的意志和动大手术不可了。
道光皇帝自接位起是继承了先帝禁烟政策，并身体力行地加以贯彻的。二十年内，他曾不断地调整禁烟对策，力图达到禁绝鸦片的初衷。从道光朝禁烟政策的演变、内容和方法上考察，似乎经历着一个肯定——否定——否定之否定的螺旋式上升运动。即肯定嘉庆朝断其来路的方针，禁止鸦片进口——否定断其来路，转向遏流，采取严惩分销的政策——否定遏流方针，转向正本清源，采取严惩吸食以正其本，同时断其来路以清其源[16]
断其来路，亦即塞源或清源，是嘉庆朝禁烟的基本方针。但在实际执行过程中，反而出现了重流轻源的倾向，较多地把精力放在查禁兴贩上，对外洋鸦片流入的查禁，由于地方官、行商、缉私官兵受贿贪腐，以及外国鸦片贩子的欲壑难填而未能奏效。先是，两广总督阮元在道光初年《申明严禁鸦片事例》一折中，重新提出了源流关系。他认为“不塞其源，其流终不能止息”。认为向来查禁鸦片无大效果，“推其原故，由一切防杜之法，多行于鸦片已入内地以后，不能行于鸦片未入内地以前”；造成烟毒泛滥的重要原因，是行商“只图见好于夷人，不顾内地之受害”。因此，他力主必须对行商严加管教，不准其徇情隐瞒，责令其遵旨杜绝，“如此官商同心合力办理，纵不能一时全行断绝，而远夷闻风忌惮，再历数年，竟可冀此风渐息。”[17]阮元对源流关系的分析是正确的，但他既然看到了行商在鸦片走私商的可恶和卑劣，又要俾之以纠察之任，不啻与虎谋皮。这种矛盾主张，反映了要执行塞源方针和能否真正塞源之间的矛盾现实。既然政府无法具备切实塞源的条件，那只能在夹缝中求生，提出让行商监督洋商一法了。
阮元的建议，得到了皇帝的批准，行商表面上负起了“认保轮查”的责任。结果，自然不能塞源，只是使鸦片走私贸易从黄埔移到了伶仃洋面而已。“自此，鸦片趸船尽徙之伶仃洋，其地水路四达，凡福建、浙江、天津之泛外海者，就地交兑，其销数之畅如故”。[18]阮元却因鸦片趸易地而心满意足，他在道光三年的一份奏报中告诉皇帝：“现在内港及黄埔、澳门、虎门各海口，尚无偷运”，“惟外海地方，潜行贩卖，越入各省，不能保其必无”。[19]内港偷运通过走私仍旧进行，却说成“尚无偷运”；外洋走私分明猖獗，却轻描淡写地说成“不能保其必无”。阮元的奏折，正是历来下属向上级报喜不报忧的官样文章的一个例证。
行商认保轮查，绝不能做到断其来源。从道光元年到八年，鸦片年均输入9000余箱，超过了嘉庆朝平均输入量的一倍半；白银的流出，从道光三年到九年，年均在350～400万之间，最高年度达到了600万元以上。银两短缺、银价日增的老问题又被提了出来。道光九年，御史章沅为之上奏呼吁，指出外商夹带鸦片入粤，“每岁易银至数百万两之多，此岂寻常偷漏可比？”事实证明，依靠行商查察，决不能奉行塞源方针。于是，这种方法的塞源，不可避免要予以否定，禁烟方针不得不转向遏流，即从治本转向治标——禁止分销。
道光十年正月初十日的上谕，是这一方针转变的起点。皇帝在上谕中说明，内地银两日昂是由于洋钱换折所致，而鸦片走私猖獗又与差役兵弁得贿放行有关，“南北各省情形如出一辙，较之洋钱之害尤为甚”。最后强调了政府将采取“截其来路”、“禁其分销”的方针，要两广总督妥拟办法上奏。这是朝廷的禁烟政策，在实行了九年塞源之后，行将变化的先声[20]
上谕发下后，两广总督李鸿宾立即上奏，声称：鸦片流毒无穷，为害尤巨，诚如圣谕，必须截其来路，禁其分销，乃能澄源绝流，俾免遁匿。惟分销系在内地，密为之防，严制以法，尚可随时处置。来路则出自外夷，相隔大海数万里之遥。……是来路似未易截，仍惟有严禁分销，使其辗转偷卖之地在在堵御。该夷等见发贩不行，致无重利可图，或遂抑其满载而来之念，是仍以禁分销为截来路之策也。[21]
这道奏折是顺着皇帝的思路加以发挥，而在发挥中悄悄地改换方向，把上谕提到的“截其来路”、“禁其分销”两项偷换成只有禁其分销一项。对此，皇帝居然没有斥责，而是朱批：“知道了”三字，事实上默认了李鸿宾的意见。后来，李鸿宾拟定的《查禁纹银偷漏鸦片分销章程》即是据此拟出，奏准施行，成了道光十年（1830）后朝廷的禁烟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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