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庆一朝是清代积极禁烟的开端，但是贿赂也在这一代有了积极的发展。嘉庆元年颁发禁烟令，禁止外洋鸦片输入，但嘉庆三年（1798）外商的报告中说：“一般人均相信，海关监督因暗中鼓励此种违法贸易，藉以发财，他们决不能积极设法禁止。”嘉庆十四年，清政府颁令禁运，两年后东印度公司航务委员会报告说：“据观察，总督关于禁烟之语，不过官样文章而已，毫无积极禁止贸易之意，因政府久以纵容私运为发财之机会。”嘉庆十八年，清政府发布禁止吸食治罪条例，上谕斥责官吏说：“各海关竟有私征鸦片烟税银者，是竟导奸民以贩鬻之路，无怪乎流毒愈炽也[27]
到道光时代，贿赂已经成为清朝缉私官员固定的非法收入了：道光六年，两广总督李鸿宾设缉私巡船，但“巡船每月受规银三万六千两，放私入口”；“水师副将韩肇庆，专以护私渔利，与洋船约，每万箱许送数百箱予水师报功，甚或以水师船代运进口，于是韩肇庆反以获烟功，保擢总兵，赏戴孔雀翎，水师人人充囊，而鸦片遂至四五万箱矣[28]
外国的鸦片贩子们，正是利用贿赂，以售其奸。他们与清朝官吏“议定规银每箱若干，这些规银系与总督衙门，以及水陆文武官员。惟关口所得最多。此项银两……或在船上来取，或在省城交收，然亦有鸦片准折，每次自一箱以至一百五十箱为止，却无定数”。[29]从督抚以至缉私兵弁都在贿赂的收买下，放私入口。这样，还有什么禁烟的效果可言？事实正是愈禁愈多。鸦片的泛滥，就是在一道道禁令颁布之下像决堤的恶浪冲向早已毁坏了的禁烟堤岸，席卷中国各省的。这一点，道光帝也不得不承认。道光十年的禁烟上谕中说：“勾通书吏，暗中抽税，巡哨兵弁，私为夹带，代其发售，或得规放私，甚藉以抽分吸用，贱价留买。”“南北各省情形如出一辙[30]
地方督抚，缉私兵丁如此，负责监督洋商轮查认保的公行商人，更是鸦片走私的合伙者。公行商人是清政府法定经营对外贸易的中国商人，也是唯一能与夷人接触的中国商人。他们负有执行防范章程的规定，及防止外商违规犯法的任务，清朝官吏要通过他们才能与外人交往。这样特殊身份，等于赋予了他们以串通外商走私鸦片的特权。在名义上，只做正当商品的买卖，不做鸦片走私生意。实际上，行商却是鸦片走私的包庇者。公行商人由于和粤海关监督甚至督抚利益休戚相关，又与鸦片贩子共同命运，因之，每次上谕令督抚查行商是否勾结夹带，督抚复奏都为他们包庇开脱，外国人也公然扯谎，作证行商不贩鸦片。道光九年，李鸿宾复奏中称：他曾对洋商（即行商）伍敦元（当时是总商）之子伍受昌，卢观恒之子卢文锦严切诘问，结论是“至鸦片一项，例禁尤严，前奉明定章程，防范极为周密，历查各夷船并无将鸦片伪标他物名色，夹带入口，亦无另带违禁货物等事”，为公行商人开脱[31]
外人著作中如美国在华最大鸦片走私机构旗昌洋行的职员亨德，在《广州番鬼录》一书中引用1830年英国议会下院报告中，东印度公司特派委员会主席麦加班克（Margoribanks）的作证：“问：你知道过行商经营鸦片没有？答：据我所知道，从来没有。”又引约翰·亚琴（John Aken）的作证：“问：一般地卖给谁呢？答：一般地卖给外边的人。问：行商是否买过鸦片？答：我相信没有。”[32]他企图以此说明行商没有参与鸦片走私。其实，李鸿宾自己就是一个贪贿分子，他调查的对象是公行商人的儿子，他和他的证人在法律上都无法构成强有力旁证；亨德自己是鸦片洋行的职员，所引证人又是专营鸦片贸易的东印度公司人员，同样缺乏有力旁证。
事实是，行商与洋人沟通，对鸦片夹带隐情不发。道光元年，两广总督阮元的奏折中说：“向来臣与监督衙门传谕各国大班事件，俱发交洋行商人，照缮夷字，转为传谕，余藉该商等钦遵办理，敬布天朝法度，使之知畏……盖洋商与夷人最为接近，夷船夹带鸦片，即能瞒臣等之耳目，断不能瞒该商等之耳目。如该商等不徇情面，遇有夷船来粤，即禀明遵旨驳回货船，不与贸易，且于鸦片未来之前，先期告诫，晓以利害，夷人数万里而来，岂敢因夹带违禁物件，自断茶叶等项正经买卖？”“频年以来，未见洋商禀报一船，其为只图见好于夷人，不顾内地之受害，显而易见。[33]道光二年，黄中模的奏折中也说：“臣更闻迩来洋商与外夷勾通，贩卖鸦片烟”。[34]这些都是中国官方文书中，明确指出公行商人勾结的明证。
粤海关监督也是从鸦片走私中得利的重要角色。嘉道年间，曾有不少人上奏对粤海关监督提出怀疑，如上举黄中模奏折说：“海关利其重税，遂为隐忍不发……应令广东督抚密访海关监督有无收受洋烟重税，据实奏闻[35]但是所有调查成为例行公事，往往由监督具奏表白了事。如同年粤海关监督达三奏称：“奴才世受皇恩，稍知大义，断不敢止以税务为重，而置风俗人心于度外”。[36]朝廷也以“所奏均悉”一言了之。实际上，粤海关监督向例由内务府旗人充任，是一个专为皇帝敛财的家奴。清朝皇帝通过这个渠道，搜索异珍，勒取报效。乾隆五十五年（1791）十二月上谕曾供认：“从前广东巡抚及粤海关监督，每年呈进贡品，俱令洋商采办物件，赔垫价值，积习相沿”，下令“嗣后不准进呈钟表，洋货等货物。”[37]但嘉庆二十五年（1820）又规定“所有方物，仍照例呈进”“准进朝珠、钟表、银嵌挂屏，盆景、花瓶、珐琅器皿、雕牙器皿、迦南香手串，玻璃镜、日规、千里镜、洋镜”等物[38]此外，还以“备贡”为名，每年向粤海关规定纳贡给皇帝的现银，嘉庆朝定每年15万两。这个积习沿至道光朝依旧。所以当有人提出怀疑时，朝廷只作表面文章，实际上百般庇护，道理就在此。粤海关从鸦片走私中得利，皇帝从粤海关手里分肥，上行下效，清代的吏治到鸦片战争前夕已经败坏不堪。马克思说：中国人在道义上抵制的直接后果是英国人腐蚀中国当局、海关职员和一般的官员。浸透了天朝的整个官僚体系和破坏了宗法制度支柱的营私舞弊行为，同鸦片烟箱一起从停泊在黄埔的英国趸船上偷偷运进了天朝。[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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