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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光十九年:从禁烟到战争_沈渭滨【完结】(73)

  义律公然藐视中国司法主权和对抗钦差、总督的命令,于次日悍然宣布:他将于12日(七月初四日)在一艘英船上设立一个“具有刑事与海上管辖权的法庭”,并开庭审讯有关凶手,届时欢迎中国方面派员旁听[13]这种侵犯中国司法主权的所谓审讯,钦差和总督理所当然地予以拒绝。到了12日那天,义律一手导演的审讯活剧按时开场。由23人组成了一个所谓大陪审团,而义律则以英国政府全权代表的身份充当法官。一名英国水手头目被指控犯有杀人罪,五名黑人水手则被指控与林维喜一案有关。“大陪审团”接到诉讼状后,即宣布对杀人罪的指控不予受理,而五个黑人水手却被押送到由12人组成的小陪审团去受审讯,当即被判为有罪。义律据此宣布判处其中的三人监禁6个月并各罚20镑,两人监禁3个月各罚15镑;判决指定上述各犯应在英国的监狱中服刑。事后,他于16日(七月初八日)把审讯结果通知了广东当局,申称“未能查出行凶的凶犯[14]

  义律的这次审判,完全是殖民主义者奉行的“治外法权”的恶行,也是他一贯主张不顾中国司法主权最彻底的暴露。早在道光十七年八月(1837年9月),他曾不顾中国方面的抗议,把被广州知县拘捕的四名杀人嫌疑犯英国水手强行要了回去。他向帕麦斯顿报告说:“我决不会把他们交出去按任何其他审判制度去审判的,除了按照我所保证的那样——即按照英国法律程序来审判。”他并建议马上设立管理在华英人的司法和警察机构。不久,他擅自宣布了一套规章制度,自行其是。对此,帕麦斯顿在1839年3月(道乐十九年正月)的一份训令中告诫他:英国的法律官员们认为这是一种越权行为,“出于中国领土和主权问题,法律官员们认为,这些规章制度事实上是要在中国皇帝统治之下的黄埔建立警察制度,这样的规章制度将是对独立国家所享有的绝对主权的干涉,这只能通过确切的条约来使其合法化,或通过惯例而使其得到默许。”[15]这说明,义律的所谓审判,即使按英国法律的观点也是通不过的,更何况作为一个主权国家的中国了。

  对义律的所谓审判,林钦差作了针锋相对的斗争。七月初七日(8月15日),他下令停止对澳门英商的食物供应,撤回为英人服役的中国雇[16];并与总督邓廷桢亲率水师驻扎于广州和澳门之间的香山县,以注视事态的发展。初九日,林钦差接到澳门海防同知转呈的义律所谓关于审讯结果的禀帖之后,即与总督会衔严词批驳,并正告义律:“若再抗违不交,是义律始终庇匿罪人,即与罪人同罪,本大臣本部堂不能不执法与之从事矣!”[17]批谕由澳门同知蒋立昂转交,义律则故意拖延,好几天不作答复。蒋立昂便命引水邓成兆往催,被义律“横加斥责”,并且当众宣言更要大卖鸦片,气焰极为嚣张[18]

  事实上,自从销烟以后,停泊于尖沙嘴洋面上的新来货船,所带鸦片为数更倍于前。义律对之不但不谕众缴烟,而且暗中包庇走私。广东水师已经拿获中国烟贩多名,此辈都已供出系在洋面夷船上买得。这批外国新到烟贩,在义律包庇之下,分遣三板东驶西奔,凡潮州、南澳、高康、雷琼,无不窜往。其私贩手法也较前诡谲,每每以劈柴作为照牌,写明鸦片一个,洋银几元,乘潮随流送入各口内,诱人售卖。若遇水师兵船驱逐,竟然先放枪炮恐吓抵拒;若兵船拿获卖烟的中国烟贩,此辈竟设计将官兵掳禁夷船,作为人质交换被捕中国烟贩。义律当众宣布“更要大卖鸦片”,确实不仅仅是虚张声势、危言恫吓,而是他决心与中国政府的禁烟运动拼命到底的真情流露。面对义律既不缴凶又不交烟的狂诞鸱张,钦差大臣在七月十四日(8月22日)会同总督再下严谕,申明:“如果即日送出凶夷,并将新来鸦片悉数呈缴,尚可宽其一线。不然,即当肃将天威,制其死命,毋谓言之不早也。[19]钦差和总督的这件谕帖,可谓事实上的最后通牒,说了理,动了情,也下了决心。澳门同知蒋立昂当即专差引水邓成兆送往义律寓所,不料义律闭门不纳。次日,义律潜出澳门,邓成兆得悉立即赶到义律船上,再次转交,义律仍坚拒不收。[20]事态表明,他决心把事情做绝,把两国关系推到尖锐对抗的边缘。

  林钦差和邓总督在忍无可忍之下,下令驱逐英商出澳门。澳门葡萄牙总督于七月十六日奉命通知英商及其家属出境。十八日,在澳英商和他们的家属只得灰溜溜地上船,离开澳门,向尖沙嘴洋面义律所在船队靠拢。《澳门月报》在报导这一情况时写道:那天,“男人、妇女和儿童,都匆匆从住所出来,赶到船上寻觅安身的地方。一小队挤满了乘客的小船、双桅船和欧式沙船,当慢慢驰离港口的时候,真是一片凄凉景象[21]可是,它不愿说明给这些妇孺们造成无家可归的凄凉命运的,正是他们政府派驻中国的商务监督,那个自以为是、一意孤行、脾气暴躁、充满着战争狂热的查理·义律。如果他心里果真还有丝毫对自己的同胞负责和怜悯的感情,那么他只要抓住中国钦差给他的任何一次转圜的机会,就可避免出现这种凄凉情景的发生。

  澳门冷清了,可尖沙嘴洋面却嚣嚣然起来。那些从澳门撤出的大小船只加入了原有的船群中,使原本不安分的人群更加情绪骚动。因为食物与宝贵的淡水,在中国方面宣布断绝供应之后早就显得十分短缺,要不是附近村庄中有些一心想发财而不怕掉脑袋的中国人趁机做生意,尖沙嘴洋面上的船群怕早就饿饭了。现在大批英国人加入,势必对吃喝带来极大麻烦,这怎么不让人感到焦躁?茵集在洋面的货船,原本是为了赚钱而来,若不是义律对中国官府的故意抗拒,早就进口卸货、获利而归。现在不单不能做生意,而且连收舶的澳门也无法去,瀦留海上,成了无路可走的流浪汉,眼睁睁地看着货物一天天变质,又怎么不让人心痛?那些从澳门撤出来的英国人,虽然一部分寄住到澳门附近的谭仔湾洋面的空趸上,但仍有不少人家携老扶幼地聚居在尖沙嘴货船上。他们抛弃了舒适的住屋,拥挤在散发着各种气味的货舱中,情绪沮丧,怨声不绝。这一切,使得妄自决定撤离广州,又丢下澳门英侨独自潜往尖沙嘴货船上的义律,成了众矢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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