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义律和“窝拉疑”号军官的言说，林则徐却给出完全不一样的描述，他在向朝廷的奏折中，报告提督关天培对阵“窝拉疑”号军舰时写道：该提督亲身挺立桅前，自拔腰刀，执持督阵，厉声喝称：敢退后者立斩！适有夷船炮子飞过桅边，剥落桅木一片，由该提督手面擦过，皮破见红。关天培奋不顾身，仍复持刀屹立，又取银锭先置案上，有击中夷船一炮者，立刻赏银两锭。其本船所载三千斤铜炮，最称得力，首先打中士密船头。查夷船制度与内地不同，其为船主宰者，转不在船尾而在船头，粤人呼为头鼻，船身转动，得此乃灵，其风帆节节加高，帆索纷如蛛网，皆系结于头鼻之上。是日士密船头拨鼻拉索者，约有数十夷人，关天培督令弁兵，对准连轰数炮，将其头鼻打断，船头之人纷纷滚跌入海。
林则徐关于关天培的这段叙述，有学者认为“恍惚置身于古典戏剧小说的战斗场景之中”，“在一派中世纪的豪迈之中，又让今人凄然感受到无知于近代战术原则的悲凉”，因为“在近代激烈的炮战中，关天培的这种做法是不足取的[4]可道光帝阅后大为感奋，特加朱批称赞关天培“奋勇直前，身先士卒，可嘉之至”，赏给法福灵阿巴图鲁名号，并“交部从优议叙”。
林则徐在奏报中还提及参战的水师提标左营游击麦廷章，他对阵的是“哗”（海阿新号）军舰：又奏升水师提标左营游击麦廷章，督率弁兵，连击两炮，击破该船后楼，夷人亦随炮落海，左右舱口间有打穿。哗船不甚向前，未致受创。
对于战争的结果，林则徐的奏报这样说：
接仗约有一时之久，士密船上帆斜旗落，且御且逃，哗亦随同遁去。我军本欲追蹑，无如师船下旁灰路多被夷炮击开，内有三船渐见进水，势难远驶。而夷船受伤只在舱面，其船旁船底皆整株番木所为，且全用铜包，虽炮击亦不能遽透，是以不值追剿。收军之后，经附近渔艇捞获夷帽二十一顶，内两顶据通事认系夷官所戴，并获夷履等件，其随潮漂淌者，尚不可以数计。我师员弁虽有受伤，并无阵亡。惟各船兵丁，除中炮致毙九名外，有提标左营二号米艇，适被炮火落在火药舱内，登时燃起，烧毙兵丁六名，继已扑灭。又有烧伤之额外黄凤腾，与受伤各弁兵，俱伤妥为医治。[5]
英国人说中国被打败退回原锚地，达到了“惩罚”的目的。中国人说英国人被打败，“且御且逃”，不仅伤亡惨重，“纷纷”被炮击中坠入海中，而且捞获“夷帽”21顶，“夷履等件”不可计数。看来双方都获得了胜利，孰是孰非似乎难以判断[6]
九龙之战、穿鼻海战，都是英国商务监督义律为了抗拒“具结”、“交凶”一手挑起的、两次海战规模很小，都不是代表两国之间国家动员的全国性战争。参战的英方军舰“窝拉疑号”、“海阿新号”，都是义律以私人名义向印度总督请求之下，来华为义律张目，并非为发动侵华战争的指令而来；中方参战的广东水师只是在英舰开炮挑衅的情况下，不得已而被迫还击。双方只是偶发性的局部性的小战斗，与后来的中英鸦片战争不同。有的学者把九龙之战与穿鼻海战称为“鸦片战争”的“序战”，更有人将之作为“鸦片战争的开端”，我认为这种判断，似乎混淆了地区性和全局性、突发性和计划性的界限。
穿鼻海战后，林则徐鉴于英舰船坚炮利、游弋海面、骚扰师船的现实，决定加强广东海防，采取“以守为战，以逸待劳”的战备策略。他在奏折中向道光皇帝报告称：无论该夷有无兵船续至，即现在之士密、哗两船未去，度其顽抗之意，妄夸砲利船坚，各夷舶恃为护符，谓可阻我师之驱逐。臣等若令师船整队而出，远赴外洋，并力严驱，非不足以操胜算。第洪涛巨浪，风信靡常，即使将夷船尽数击沉，亦只寻常之事，而师船既经远涉，不能顷刻收回，设有一二疏虞，转为不值，仍不如以守为战，以逸待劳之百无一失也。[7]
道光帝对林则徐的这一策略朱批为“所见甚是”。因此，林则徐在穿鼻之战后，积极进行广州防务，调集了一支约有60艘师船的水师，以二百多门新购洋炮巩固虎门炮台，并用巨型铁索封锁江面。
对于中外贸易，林则徐提出了“区别对待”的方针：至贸易一事，该国之国计民生，皆系于此，断不肯决然舍去。若果英夷惮于具结，竟皆歇业不来，正米利坚等国之人所祷祀而求，冀得多收此利者。与其开门揖盗，何如去莠安良，而良莠之所以分，即以生死甘结为断。臣等现又传谕诸夷，以天朝法纪森严，奉法者来之，抗法者去之，实至公无私之义。凡外夷来粤者，无不以此为衡，并非独为英吉利而设。此时他国货船遵式具结者，固许进埔，即英国货船，亦不因其违抗于前，而并阻其自新于后。又如英国弯喇之船，已在口内，闻有穿鼻、官涌之役，难免自疑。臣等谕令地方印委各员，谆切开导，以伊独知遵式具结，查明并无鸦片，洵属良夷，不惟保护安全，且必倍加优待。复经海关监督臣豫坤亲至黄埔验货，特传弯喇，面加慰谕，该夷感激涕零。惟噹啷一舡，被士密吓唬之后，尚未知避往何处？臣等饬属查明下落护带进埔。倘士密兵船，复敢阻挡，仍须示以兵威。[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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