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林则徐这一区分“奉法者”与“抗法者”以分化英国人从而达到制约义律目的的政策，道光以为“所见甚是，而所办未免自相矛盾矣”。对于已经具结的英国商船，林则徐决定加以保护，道光帝以为“恭顺抗拒情虽不同，究系一国之人，不应若是办理”。认定同为英国人，无论是“恭顺”还是“抗拒”，都应该相同对待。在他看来，在强大的朝廷军事力量面前，如此“曲意奉承”实在多此一举，他对英军在广东海口四处骚扰不胜其烦，遂谕令完全中止中英贸易，并将英国船只全部驱逐：英吉利国夷人自议禁烟之后，反复无常，前次胆敢先放火炮，旋经剀谕，伪作恭顺，仍勾结兵船潜图报复。彼时虽加惩创，未即绝其贸易，已不足以示威。此次士密夷船复敢首先开放大炮，又于官涌地方占据巢穴，接仗六次，我兵连获胜仗，并将尖沙嘴夷船全数逐出外洋。该夷心怀叵测，已可概见，即使此时出具甘结，亦难保无反复情事。若屡次抗拒，仍准通商，殊属不成事体！至区区税银，何足计论，我朝抚绥外夷，恩泽极厚，该夷等不知感戴，反肆鸱张，是彼曲我直，中外咸知，自外生成，尚何足惜！著林则徐等酌量情形，即将英吉利国贸易停止，所有该国船只尽行驱逐出口，不必取具甘结。其殴毙华民凶犯，亦不值令其交出。噹啷一船，无庸查明下落。并着出示晓谕各国，列其罪状宣布，俾知英夷自决天朝，与尔各国无与，尔各国照常恭顺，仍准通商。倘敢包庇英夷潜带入口，一经查出，从重治罪。其沿海各隘口并距夷埠不远之各海岛，均著林则徐等相度机宜，密派员弁兵丁严加防护，毋稍疏懈。[9]
在道光帝看来，义律是屡教不改并蛮横无理，这样“屡次抗拒，仍准通商”，实在是“不成事体”。何况天朝之大，“区区税银”根本不足挂齿，因此中止中英贸易，并将所有英国船只驱逐出境，在朝廷来说是理所当然，“彼曲我直，中外咸知，自外生成，尚何足惜！”为了达到完全与英国人断绝关系的目的，“凶犯”也不必交出。
正当道光帝与他的朝廷沉醉于胜利之中时，英国政府为了保护其非法的鸦片贸易，决定派遣更为强大的军队组成侵华远征军前往中国。道光帝及其朝廷对即将到来的英国人及其侵略战争毫不知情，因之也毫无准备。
* * *
[1] 其实是马儒翰（John Robert Morrison），是第一个来华新教传教士马礼逊（Robert Morrison）的儿子，鸦片战争期间一直充当英军的首席翻译，近代中国第一个不平等条约《南京条约》中英文表述上的差异，就是此人故意造成的。
[2] 胡滨译：《英国档案有关鸦片战争资料选译》（上），第473～474页。
[3] 宾汉：《英军在华作战记》，《鸦片战争》（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第5册，第48页。
[4] 茅海建：《天朝的崩溃：鸦片战争再研究》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5年版，第131页。
[5] 以上引文，俱见《钦差大臣林则徐等奏为英兵船阻挠该国商船具结并到处滋扰叠被击退折》，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鸦片战争档案史料》，第1册，第730～731页。
[6] 必须指出，古今中外的战报，包括亲历战争的当事人所写回忆录，往往因各方的信念所持和利益所需，在战争具体进程和战果伤亡人数上或有夸大其词，或有隐瞒虚构。所以，历史学家在引用上述文献资料时，必须进行考订鉴别。我们引用义律和林则徐各自对穿鼻海战的奏报，因资料匮乏，孰是孰非，难以考订判断，只是相互比照，使读者大体了解海战过程而已。
[7] 《两广总督林则徐等奏为被逐英船仍逗留外洋及烧毁匪船以断英船接济折》，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鸦片战争档案史料》，第2册，第27页。
[8] 《钦差大臣林则徐等奏为英兵船阻挠该国商船具结并到处滋扰叠被击退折》，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鸦片战争档案史料》，第1册，第734～735页。
[9] 《为英船胆敢首先开炮接仗著即停止对英贸易等事上谕》，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鸦片战争档案史料》，第1册，第742页。
第八章 英国发动鸦片战争
虎门海战
8-1 侵华舆论的形成
用武力打开中国大门，变中国为第二个印度，是英国蓄谋已久的企图。从19世纪20年代起，东印度公司、英国散商和来华贸易的其他各国商人，就反对清政府实行闭关政策，由公行垄断对外贸易的体制，以办报、上书等方式，呼吁英国政府用武力威胁手段，迫使中国开放“自由贸易”。这股舆论迎合了鸦片贩子的需要，两者遥相呼应，互相配合，由广州逐渐迷漫到英国，最终形成为一股侵华战争的浊流，影响并支配了英国政府的对华政策。
1823年，大鸦片贩子马地臣在中国进行了长达一千里的“考察旅行”。1827年在广州创办了《广州纪事报》，公开鼓吹用武力威胁中国，废除公行体制。1830年，东印度公司在广州的特选委员会请求英国政府派遣海军来华，用“几艘英国战舰驻扎在中国海域”打破广州贸易体制。当时，英国政府对中国的军事实力以及中国沿海的设防情况还很不了解，因而对贸然使用武力还有顾虑，所以驳回了特选委员会的请求，并责问他们为什么要放弃“迄今为止成功执行的不动用炮舰、排除一切冲突或冒犯的可能的谨慎政策”，认为依靠“国王陛下的海军力量”是难以成功的。但在广州的英国人并未放弃其武力威慑的设想，特选委员会因此多次要求英印殖民当局派遣海军舰队来华。东印度公司董事部不得不告诫他们：“维护国家尊严的权力在国王陛下政府的手里，只有国王的大臣们才有责任决定采取极端措施去证明国家荣誉是否受到侮辱[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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