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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光十九年:从禁烟到战争_沈渭滨【完结】(86)

  “阿美士德”号在宁波也没有受到真正的阻挠,大模大样驶入甬江。郭实腊很是诧异:“本地全体海军船只,不能阻止一只商船进口,真是怪事!”胡夏米等详细考察了镇海炮台,认为是他们在中国所见到炮台中最大的一个,但与所有炮台一样年久失修,上面既没有架炮,也没有兵丁守卫。6月20日,“阿美士德”号出现在吴淞口。借口风狂雨大,不能开船,停留不走。因欧洲船只从未到过上海,礼士对长江和黄浦江水道仔细探测。胡夏米等搜集情报后,认为吴淞口炮台虽很大,但只须极少兵士就可占领,因炮弹质料极坏,炮弹和炮口径不合,发炮时炮手比他所要射击目标更危险。他们参观了上海附近兵营后,胡夏米报告说:“我们看到墙上挂着箭,但没有发现弓,据士兵告诉我们,弓却放在对岸另一个地方。他们使用的武器极不一致,有的用刀,有的用火枪,有的用矛。”他们还参观了清军的检阅:“中国军官对待我们非常客气,容许我们查看他们的武器和装备。大部分人只有一把刀和一面藤牌。刀是最坏的一种,实际上不过是一片铁片,枪一般说来,也是很脏的,而且上面几乎全生锈了。”他们的结论是:“只要有五十名意志坚定,训练良好的士兵,或者比这数字更少些,就可以彻底消灭比这五百人更多的军队。”

  胡夏米一行会见了上海地区最高官员道台吴其泰。吴其泰命令他们即刻离沪,不得逗留。但胡夏米不仅不予理睬,还要求将其禀帖转呈两江总督。这戳中吴道台要害,因为洋人入境说明他防守不力,这可是丢乌纱帽的罪过。吴其泰对胡夏米等无可奈何,任由他们在上海逗留了18天,使西方人第一次近距离地观察认知上海,上海也由此进入了英国人的视野。胡夏米等认为:上海地位的重要,仅次于广州。它的商业十分活跃。如果欧洲商人准许来上海贸易,它的地位更能大为增进。外国商品在上海的消耗量很大。这样大的商业活动区域,以往一直被人忽视,实在太令人奇怪了。由于触犯中国法律的顾忌,阻止了船只来此贸易的企图。这些虽然是困难,但不是不能克服的。

  新任江苏巡抚林则徐命令苏松镇总兵关天培驱逐“阿美士德”号,并派水师押往浙江水域。胡夏米等假意南返,半途折回北上山东,出现在刘公岛海面。仅停留一天,就折往朝鲜,经琉球回澳门,完成间谍侦查任务,历时六个多月。

  对于胡夏米一行的间谍活动,清朝政府与地方官员们都完全不明就里。他们只有运用传统的对外方式——严厉防范胡夏米等人贩卖商品和与中国民众接触。除此之外,其他事情毫不介意,甚至还邀请胡夏米等参观军营与军队检阅,将军事秘密完全暴露。当然,清朝政府与各级官员更没有认识到此次侦查的后果。根据此次侦查,经过三年充分的讨论,英国人拟定了一份全面的武装侵略中国方案。1835年7月24日,胡夏米以私人信件的方式将该方案提交英国外交大臣巴麦尊,其中称:照我的意见,采取恰当的策略,配以有力的行动,只要一支小小的海军舰队,就万事皆足了。我乐于看到从英国派出一位大使,去与印度舰队的海军司令联合行动,对于我们所受的损害索取补偿,并商订一份以自由原则为基础的通商条约。迫使满清政府屈服的武装力量可包括一艘主力舰、两艘大巡洋舰、六只三等军舰、三四只武装轮船,船舰载运陆上部队约六百人,以炮兵队为主,以便进行必要的陆上动作,这就满够了。……这支武装足够达到我们所想望的一切目标,是毫无疑义的。

  尽管卑怯如中国人,但是如果我们激起他们民族的反抗精神,他们就可能,并且必然会证明出他们乃是出乎我们想象之外的可怕人物。因此,我们的政策就应该避免激怒人民,在一切场合不对他们怀抱任何敌对情绪。敌对行动开始时,单纯地只对沿海进行封锁,在广州、厦门、上海、天津四个主要港口附近,各驻以小型舰队。……这些行动的结果,会在很短的时间内把沿海中国海军的全部威信一扫而光,并把数千只土著商船置于我们的掌握之下。[2]

  为了扩大影响,翌年该信被公开出版,题为《与巴麦尊子爵论英华关系书》。1839年,胡夏米的方案又成为伦敦印度中国协会的提案提交给巴麦尊,成为当年英国议会制订对华战争方案的重要依据之一。

  “伦敦印度中国协会”是英国纺织资本家集团伙同航运、进出口贸易、金融等各界巨头组成的团体,于1836年成立。这个团体以研究对华贸易为名,经常向英国政府提供有关中国的情报。他们与外交大臣巴麦尊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巴麦尊是个狂热的殖民主义者。自从东印度公司1834年被取消对华贸易特许权后,英国派出了具有官方性质的商务监督主持与中国的贸易。1836年6月,巴麦尊撤换了商务监督罗宾臣(George Best Robinson),因为罗宾臣标榜与中国“相安无事”,不符合他的殖民野心。他任命查理·义律为商务监督,因为义律主张对中国采取强硬行动。1837年9月,他将英国驻东印度舰队调到中国,与义律取得个人联系,以准备面对“许多可能的以外事件[3]

  虎门销烟的讯息传到伦敦后,英国纺织集团从自身利益出发,竭力煽动英国政府以武力保护鸦片贸易。1839年8月,伦敦印度中国协会举行紧急会议。会议由曼彻斯特纺织资本家、对华棉货出口商、曼彻斯特商会主席莫克·维卡召集,听取鸦片贩子查顿和刚从中国逃回的大鸦片贩子颠地报告中国禁烟情况后,会议一致认为“鸦片贸易加上输华金属品、制造品,构成英印进行对华贸易的手段”,[4]表明他们与鸦片贩子的利益完全合流,因而宣称:“应该用强大的武力作后盾,从中国人手里获得特权,庶几使贸易建立在永久的基础上”。[5]会后,这伙人同巴麦尊交谈了一个多小时,共同拟定了发动战争的初步设想[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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