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第一次巨变之后，脱颖而出的是一批叫作“血缘贵族”的人，他们建立了一个以血缘宗法进行统治的新时代。这个时代长达近两千年之久，贵族们凭借着自己神圣不可侵犯的血缘，掌握了所有政治、经济资源乃至这个时代最高等的知识和技术。儒家典籍中所传颂的夏商周三代，便是这样的时代。
在那个时代，血缘可以决定一切。所谓封建宗法秩序，就是一个人的政治和社会地位，在生下来的那一刻就已经被决定了。
在正常情况下，庶子无论如何贤明，都不能取代嫡子；小宗无论怎么杰出，都不能取代大宗。父亲是贵族，那么儿子也是贵族，子子孙孙都会是贵族；父亲是奴隶，那么儿子也是奴隶，子子孙孙都会是奴隶。
有同学曾经问我，儒家经典传颂的三代是不是一个美好的时代？对于这个问题，也没有标准答案，要看你在三代生下来是谁。如果你生下来是贵族，那就很美好；如果你生下来是奴隶，那就很不美好。
《礼论·礼运篇》
现代人听起来，会觉得这样极端缺乏社会流动的时代，真是太可怕了。但天下所有的事物，有缺点必然也有优点，否则它不可能存在。贵族时代有一个很大的优点——这是一个极其安定的时代。
如果政治和社会地位是注定的，那么你取代不了别人，自然也不必担心被别人取代。你不必为了改变自己的地位而费尽心思，因为这几乎没有意义。从出生的那一刻起，每个人所要想的就是如何尽好这辈子该尽的本分，如何做好这辈子注定该扮演的角色。
在这样的社会中，如果你生为贵族，你的富贵和荣耀全部来自祖先，你的责任就是发扬祖先给你的荣耀，并且将它代代传递给子孙。
如果用一个字，来形容三代古典文化的核心，那就是“礼”。因为对贵族而言，一个靠血缘关系来运作的社会，就如同一个大家庭，家人之间不会讲“法”，只会讲“礼”。
这样的思想，对中国文化的影响极其深远。在中国人的心中，“法治”始终不是政治上的最高境界，政治最高的理想是“礼运”。上位者不应该用“法”来“治”天下，而是用“礼”来“运”天下。各位可以用心体会其中的差别，《礼记》的《礼运篇》就是在讲这个道理。中国古典文明的精华，就尽在一个“礼”字上头。
但随着时间的巨轮继续转动，这样辉煌灿烂的文明也迎来了它的末路。灭亡古典文明的并不是其他阶级，而是贵族自己。
随着贵族生活的日渐腐化和堕落，传统的礼教逐渐被遗忘，用古人的话来说，就叫作“礼坏乐崩”。而由于贵族之间的不断激烈内斗，中国文明也迎来了第二次的巨变。
从春秋战国开始，贵族间相互征伐，进行战争。战场上讲究的是智慧与力量，而不是血缘。没有人因为敌人拥有神圣不可侵犯的高贵血统，就甘愿在战场上跪地求饶。只要有智慧与力量，就算是平民百姓，随时都有机会取代贵族接任要职，于是“布衣卿相”的局面开始来到。
这场历经数百年变局的最后象征，就是秦末陈胜起事时所讲的那句话：王侯将相，宁有种乎？
如果让三代的人听见这句话，他们一定会觉得惊骇不可思议。陈胜出身只是个帮人耕田的农夫，是社会的底层，当时如果连社会的底层都知道血缘不可靠了，人的地位是可以改变的，那么以血缘维系社会秩序的古典文明，自然会土崩瓦解。
秦灭亡了六国和统治它们的贵族，而古典文明所留下最后的贵族——秦，也在转眼间灭亡。以“贵族”为主体的时代，在中国历史上就这样一去而不复返。
巨变的核心，其实就是文化和支撑这个文化的主体阶层的改变。世界上没有一个人的文化，每一种文化都需要靠一个阶层来信奉它、执行它、支撑它。三代古典文化，终归一个“礼”字，而支撑它的就是这批血缘贵族。
但在血缘贵族消失之后，经过了无数的纷纷扰扰，产生了一个新的主体阶层，也就是我们后世所说的“儒生士大夫”们。这批人从小读着孔子书，靠着这些学问当上官员，当官后支持社会跟政治的运作，等退休后回到乡里教化民众。他们时常到处作诗、题碑、著书，他们的流风余韵直至今日都还处处可见。
儒生士大夫这个阶层，固然有许多问题。今日也有许多中国人，往往将近代落后西方的责任归咎于他们。但他们在中国历史上也有着莫大的贡献，中华文明曾受到无数次外族的入侵，却始终没有像其他古文明一样灭亡，传承到了今日终不断绝，便是靠无数的儒生士大夫，在历史上艰苦卓绝地支撑着这个伟大文明于不坠。
儒生士大夫这个阶层，和他们所代表的儒家文化，也同样延续了近两千年。但在鸦片战争之后，中国迎来了第三次巨变，一切都彻底地改变了。
鸦片战争至今已有一百七十多年。姑且不论我们和一百七十多年前的中国人有多么不同，但这场巨变最大的象征，便是透过废除科举、废除读经、五四运动、提出将线装书丢进茅坑里……一系列的努力，中国人终于将“儒生士大夫”这个阶层彻底铲除了。没有了这个主体阶层的支持，儒家文化也随之轰然倒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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