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时，张学良与张大千已经六载未见，相互思念之情，溢于言表。不久，两人在北投相见，一见面，张学良就逗张大千：“大哥何时改行？现在何处统率三军啊？”
“我何止统率三军，还得加一个军，即笔墨纸砚，统率‘新四军’啊！”张大千顺水推舟，幽默地答道。
张学良呵呵笑起来：“新闻界敕封时，一字就抵‘千军’哩。”
说罢，两人热烈拥抱，老友重逢，把酒话桑麻，分外兴奋和高兴。
关于两张的交往说来话长，还带点传奇色彩，这要追溯到张学良在北平任陆海空副总司令时期。当时，他的行营设在北平顺承王府，这里离出售书画作品的琉璃厂非常近，喜好书画，精于鉴赏和收藏的张学良一有空便去逛逛。一次，他以重金购得清初艺术大师石涛的几幅山水画，兴冲冲地请名家鉴赏后，却得知买来的是出自张大千的赝品。
张学良很快了解到，生于四川的张大千，名张爰，1917年随兄长到日本学习绘画，两年后学有所成归国，曾一度为僧，法号大千，还俗后就以法号行名。张大千在二十年代艺成，临摹石涛山水以假乱真。知道了真相后的张学良并不以为忤，反而还有意结识张大千，想亲眼见识一下这位画技高超，摹仿石涛可达以假乱真地步的高人究竟是何方神圣？为此，张学良专门设宴邀请张大千，在那次宴会上，张学良得以一睹张大千的庐山真面目，并向客人们热情地介绍他是“仿石涛的专家，鼎鼎大名的张大千先生”，使他名声大扬。张大千为张学良恢宏的气度，宽大的胸襟所折服，从此，两人联谊交往，情趋深厚。
1935年重阳节，张大千登华山太华峰，被杨虎城亲迎至西安小住。这时，张学良刚到西安任职，闻讯张大千来西安，亲到杨公馆拜访，并请张大千为他作画。张大千面露难色，告诉张学良，他已拟定当晚乘火车返回北平，准备参加次日晚举办的京剧名家、老友余叔岩的告别演出：《打棍出箱》。张学良当即爽快地表示，用专机送他回北平，决不耽误他为老友的捧场。盛情难却，张大千来到张公馆，为张学良作《华山山水图》。画毕，张大千执画在炉火前烘烤，因回头听张学良讲笑话，一不小心，画竟被火舌卷了，连蓄留的美髯也被燎去一截。张学良心疼至极，张大千很觉过意不去，决心牺牲《打棍出箱》，也要再为张学良重新画一幅。
张大千于是泼墨挥毫，挑灯夜战。午夜时分，一幅精美的《华山山水图》终于大功告成，接着，他又挥笔题诗，待到雄鸡唱晓时，呈现在张学良面前的是一幅诗、书、画俱佳的艺术珍品。张学良大喜过望，与赵四小姐设盛宴款待张大千，并名为四喜宴：谢画、压惊、接风、饯行。随后，又亲自驾车送张大千去机场，派他的专机将张大千送回北平。
对于张学良的深情厚意，张大千一直心存感激，念念不忘。这年11月，他又精心挥毫，画了一幅《黄山九龙瀑图》寄给张学良，张学良打开一看，上题：黄山九龙瀑；上款是：以大涤子法写奉汉卿先生方家博教；下款是：乙亥十一月，大千张爰。张大千是以情写黄山，在跋中有“浙江得其骨，石涛得其情，瞿山得其变”之语，张学良视若至宝，爱不释手，不时把玩。
第二年，西安事变发生，张学良身被幽禁，与张大千断绝了联系。此后二十余年间，一对挚友天各一方，再未相见。张大千从华山写生回北平不久后，便受聘于南京中央大学美术系，专心执教，抗战期间，他广泛涉猎各家之精华，又去敦煌面壁揣摩了三年。尔后，以此为基础开创的画风，上接北魏隋唐，下接宋元明清，风气大变，识者盛誉张大千30岁以前求其“清新俊逸”，50岁左右进而“瑰丽雄奇”，60岁以后饱经沧桑，学养已深。50年代后，张大千栖身海外，侨居巴西“八德园”，几十年来专注绘画，声名享誉海内外。身陷囹圄的张学良只能从报纸、广播里零星得到一点老友的消息，望画思友，无限感伤。
星移斗转，岁月荏苒，50年代末，应宋美龄的邀请，张大千从巴西返台举办画展。到达台北后，他向宋美龄提出的第一个要求就是去看望老友张学良，蒋介石批准了这一请求。在约定的日子里，张学良早早恭候在门口，两位分别二十几年的老友相见，“执手相看泪眼，竟无语哽咽”。两人感慨岁月无情，竟夜长谈，叙旧良久，情到深处，又不免泪下。
办完画展，张大千要返回巴西了，临行前，张学良派人到机场送给张大千一件礼物，请他回巴西再打开看。张大千猜不透这个哑谜，在东京机场停留时，按捺不住心中的好奇，将礼物打开，一看，竟然是那幅失而复得的《红梅图》！张大千心情瞬间异常激动。随画还附有一张“大千吾兄台鉴”的便笺：
“三十年前，弟在北平画商处偶见此新罗山人山水，极喜爱，遂强行购去，非是有意夺兄之好，而是爱不释手，不能自禁耳！现在三十年过去，此画伴我度过许多岁月，每见此画，弟便不能不念及兄，不能不自责。兄或早已忘却此事，然弟却不能忘记，每每转侧不安。这次蒙兄来台问候，甚是感愧。现趁此机会，将此画呈上，以意明珠归旧主，宝刀须佩壮士矣！请兄笑纳，并望恕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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