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8年5月17日晚，日本公使芳泽拜会张作霖，将日本照会面交张作霖，并提出“满蒙权益”的要求，诱惑说：“如果你答应这个要求，日本可以设法阻止北伐军渡过黄河。”张作霖警觉地看了芳泽一眼，正色道：“我们家中的事，不劳邻居费心，谢谢你们的好意。”芳泽轻蔑地说：“你们打得过北伐军吗？”张作霖不紧不慢地说：“打不过他们，我们可以退出关外。”诱惑不成，芳泽变了嘴脸，恐吓说：“恐怕未必回得去吧！”张作霖才不吃这一套呢，他满不在乎：“关外是我们的家，愿意回去就回去，有什么不行！”芳泽见说不过张作霖，恼羞成怒，便开始挑衅：“张宗昌的兵在济南杀死几十名日本侨民。”张作霖不为所动地说：“我尚未接到报告。”芳泽接着用威胁的口吻说道：“张宗昌是你的部下，你对此事应负一切责任。”话音未落，张作霖再也无法忍受下去，久蓄的怒火终于如火山爆发般汹涌而出，朝着芳泽熊熊燃烧。他愤然从椅子上站起来，把手里的翡翠嘴旱烟袋猛力向地下摔成两截，声色俱厉地冲着芳泽叫道：“此事一无报告，二无调查，叫我负责，他妈拉个巴子，岂有此理！我这个臭皮囊不要了，也不能做这种叫我子子孙孙抬不起头来的事情。”说完撇下芳泽，怒气冲冲地离开了客厅，两人3个多小时的唇枪舌战，在硝烟弥漫中不欢而散。
对于日本的照会，张作霖于5月25日通过外交部长罗文干答复日本政府：“于战乱及于京津地区，影响波及满洲地区时，日本将采取机宜措施一节，中国政府断难承认。东三省及京津地方，均为中国领土，主权所在，不容漠视。”最后并告诫日本说：“深盼日本政府鉴于济南不祥事件之发生，勿再有不合国际惯例之措置••••••”这一答复，措辞及语气都比较强硬，对日本表示了不屈服的态度。
6月2日晚，日本公使芳泽再次来访张作霖，表示日本愿以绝大助力迫退南方的国民革命军，中分天下，但有条件：（一）吉会路接轨；（二）停筑葫芦岛港；（三）打通路改线。芳泽逼迫张作霖正式签字。张作霖对日本这种趁火打劫的强盗行径，极为气愤，他推说太忙，“等我签字以后，再通知你来取。”张作霖嘱咐外事人员把芳泽让到客厅里等候，他自己则在办公厅里，高声大骂：“日本人不够朋友，竟在人家危急的时候，掐脖子要好处，我张作霖最讨厌这种办法！我是东北人，东北是我的家乡，祖宗父母的坟墓所在地，我不能出卖东北，以免后代骂我张作霖是卖国贼。我什么也不怕，我这个臭皮囊早就不打算要了！”随后，张作霖将一叠文件叫外事人员交给芳泽，并让转告说：“今天太忙了，不能会见，还请原谅。”芳泽一时大意，拿到文件后，没有看就回去了。待回到公使馆，打开一看，上面只有张作霖写的“阅”字，既未署名，更没有“同意”字样，芳泽才知自己受骗了，当他打电话到大帅府询问时，张作霖已于当日乘火车离开北京回奉天了。
在此之前，当奉军屡次败北，蒋军逼近济南时，日方曾和张宗昌密议，愿以日军两师团改穿直鲁联军服装，参加作战，并另以炮兵，进攻蒋军。此后不久，张宗昌在接见大阪《每日新闻》报驻津通讯员时，声称“欢迎日本出兵华北”。张作霖知晓后，立即急电张宗昌，当面予以申斥说：“胜败事小，引狼入室，关系太大，我们可以不干，但绝对不能借重日军，留下万世骂名。”
多年来，日本想在东北实现其“二十一条”的侵略计划，但始终没有得逞。如日人杂居及商租土地等问题，日本“尝胁作霖履约”，但张作霖非但不应，反而急饬地方官民不得把房屋土地外赁给日人，违者处以重罪。从日本提出“二十一条”，到他被炸死之前，张作霖曾先后以奉天和吉林省政府的名义，发出严禁日人商租中国土地的训令多达40几号，因为张作霖有如此严令，所以日本人虽屡次“以商租房地向民间尝试，终无一人应者。”张作霖的严禁，终使二十一条如同废纸。
其实，当时的张作霖，“与日本相比较而言，他的地位是很脆弱的。日本在东北的势力，在大多数方面，都比他本人的势力更大。只是在自甘冒险时，他才能够不理睬这个事实。”彼时的张作霖，确实表现出了无所畏惧的精神，在其势穷力竭之际，毅然拒绝日方的诱胁，他对日本的狼子野心，洞若明火，他曾说过：“我张作霖没有别的能耐，但替国家守护这点土地，还敢自信。日本人莫费大力气，要求二十一条，你问他在东三省得着什么了？他连一条也未实行得了啊。这不是我吹，你们可实地考察。”张作霖身上有股野性，他胡子出身的经历使他必要时会不顾一切，敢于豁出去，面对日本人的步步紧逼，张作霖曾表示：“舍出我这身臭皮囊不要了”，“要是骑着我的脖子拉屎，我不管三七二十一，先把日本站（沈阳南满铁路附属地）屠了，所有男女老小鬼子，一个别想活。”也许正因为此，芳泽在他的回忆录中称张作霖是“一个倔强的人”，是个“不服输的刚毅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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