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带动其他同学共同进步，张学思和王金镜携手创办了“进学会”，取意共勉上进。他们联合了一批志同道合的同学，在课余时间，聚在一起讨论国家的前途与命运，张学思在讨论中受益匪浅，他第一次听到了“民主政治”这个新名词，知道了中国现在需要实行民主政治才能救国。虽然“民主政治”具体是怎么回事，他还不甚了之，但在他年轻的心中，已经燃起了思考的火焰。
后来，王金镜转学到了省立第三中学，但还是经常到张学思家，给他讲三中的见闻，张学思听得津津有味，见识到不少新东西。一天，王金镜告诉张学思，三中来了个名叫王西征的怪教员，他上课不讲子曰诗云，四书五经，却大讲斯大林领导下的社会主义苏联的种种景象，向学生传授救国救民的思想。张学思听了很感兴趣，就萌发了想请王西征当家庭教师的念头。
谁知，这位王先生根本就不把张学思的“重金礼聘”放在眼里，王金镜几次三番的苦苦相请，都被他以“不愿巴结权贵”为由拒绝了，他这种清高古怪的个性使张学思体会到，世上有些东西是金钱买不到的，并不是所有的人都那么看重富贵和地位，由此，他对这位王西征更加钦佩，更加渴望能亲耳聆听他的教诲。所谓“精诚所至，金石为开”，王西征终于答应了他的请求。
开课伊始，王西征就给张学思提出了两个要求：第一，天天读报；第二，看一些有意义的好书。他让张学思订阅了《大公报》、《东三省民报》、《盛京时报》，还领着张学思到国民书店买来了鲁迅的《呐喊》、《彷徨》以及丁玲的《在黑暗中》等进步小说。此外，王西征还向张学思介绍了不少诸如《铁流》、《十月》、《屠场》、《泪痕》等一类的进步文学作品。而每次上课，王先生都采用因势利导的方法，以谈论小说的内容为主，旁征博引，兼及讲解时事和中国的弊政。张学思眼界大开，他听得津津有味，在王先生的课上，张学思第一次了解到了陶行知的教育思想，了解到新文化运动科学与民主的内容，了解到五四运动的爱国热潮，大革命的失败与蒋介石新军阀的独裁，当然，王先生讲的更多的是社会主义苏联。
张学思的眼前豁然开朗，仿佛一个久居山坳走惯了崎岖小径的孩子，第一次身临广阔无垠的平川，张学思感到天地是那么广阔，他后来回忆说：“通过看报、阅读进步小说，我的眼界被打开了，第一次知道在大帅府外，世界上每天发生许许多多的事情。除我家之外，人间尚有更心酸不合理的事。”此时的张学思，思想犹如脱缰的野马，在莽莽平原上尽情地驰骋、纵横，时间、空间、历史和现实在他的眼前急遽地旋转着....渐渐地，他对社会科学发生了浓厚的兴趣。
在王西征的引导下，张学思先后阅读了李达的《唯物史观》、《现代社会科学》和《中间产业革命概论》、蔡和森的《社会进化论》、许德珩的《社会学方法论》等书，对封建地主阶级和他的家庭逐渐有了理性的认识。特别是在听了王西征用进化论的观点，对历史发展规律和当前的中外大势进行了一番一针见血的分析后，他的思想飞跃到一个新高度。王先生的话时时浮现在他的脑际：你们家是中国的一大军阀，按照进化论的观点，势必将会走向灭亡，终究会被历史所淘汰。“军阀必然灭亡”几个字深深地触动了张学思的心灵，自此，父亲在他的童心里所树立起来的“英雄形象”完全破碎了，他意识到，自己该走一条和父亲不同的路。
王西征先生并不是一个共产党员，但他作为一名富有爱国情感的知识分子，时时关心着祖国的命运和民族的前途，他把满腔的义愤和激进的民主主义思想直接灌输给渴望追求进步的张学思，在他的心里燃烧起争民主、争自由、求真理的热情火焰。对于这位引导自己走上进步道路的启蒙老师，张学思满怀深情地写道：
“王先生的教育使我认识了军阀父亲的反动，打破了家庭的圈子，看到了社会的问题，从而引起了我对社会的不满，认为社会应当变革，应当好人当政，实行民主与自由，而我自己就应该做这样的好人，来做一番事业。至于革命、民主自由、社会主义究竟怎么回事，我却尚不清楚，只是觉得那是好人干的事。”
在求索人生的道路上，张学思在思想上已经迈出了可贵的第一步，就在这时，大帅府发生了“烧书事件”，活生生的现实使张学思更清醒地认识到大帅府和社会进步是多么的水火不相容，要追求进步就一定得离开这个家庭。
那是1930年端午节前夕，大帅府里一派节日的喜气洋洋。平时极少有空和弟妹们谈心的张学良也趁机抽暇到各房看看兄弟姐妹们。当他来到四弟学思的房间，看到书架上、桌上都摆着许多书时，他心里非常高兴，为四弟的好学善思、博览群书感到自豪。这时，桌上摊着的一本看了大半的书引起了张学良的注意，他便拿起来随手翻翻，谁知不翻还好，一翻，满腔的喜悦都化作了怒火中烧，他瞪大了眼睛又看了一遍封面，没错，正是进步作家丁玲著的《在黑暗中》。
张学良强忍着怒火，板着面孔厉声斥问学思：“这书是从哪里来的？”
张学思沉稳地答道：“是我从书店里买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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