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妈只得劝慰说：“不会有事的。二小姐，太太是好人，老天会保佑的，人呀，都是吃五谷杂粮的，谁能没个病痛？但真要有个三长两短，你们这六姊妹可怎么办呵？”
李妈拉拉杂杂的话语只能徒添烦乱。
怎么办？路得靠自己走。
日复一日，周复一周，月复一月，整整半年，母亲没有出院，没有归家。
每天下午放学，不论是晴是雨，香梅背着书包赶往医院。她在病房做功课，跟母亲谈家事，为母亲端茶递水。护士说，小姐，你揿铃我们会来做的。哦，不要，她得亲手为母亲多做点什么。相处日子不多了的紧迫和恐惧压迫着她，在搀扶母亲散步、帮助母亲梳头时她常常泪流满面。母亲比平素更爱整洁更爱美也更宽容。母亲已许久不照镜子了，她只是常问香梅：“我的头发不乱吧？”“这件旗袍腰身是不是太大了？”香梅望着骨瘦如柴的母亲，无言以答。
母女俩的话题少不了回忆往事。母亲怀念外公外婆，怀念和三姨一块留学欧美的日子；母亲也惦念祖母二婆，偶尔说到父亲，但只有一两句，就都打住了。写过多少封信寄往新墨西哥州，可望穿秋水，就是不见陈应荣归家！
夕阳西下，香梅扶着母亲从小花园回病房，母亲却恋恋不舍望着夕阳说：“一个人的出身和成就，都是次要的，要紧的是能把握人生的真义。”
母亲是在感叹自己的人生还是告诫女儿直面未来的人生呢？
逝水流年已经把母亲原以为紧紧把握贴恋着的一切都带走了，母亲的生命正在一寸一寸地死去！
主治大夫———母亲的远房表亲将她唤到办公室，他拧着眉头：“你们家怎么就你这么一个小孩天天往医院跑？你父亲呢？你母亲都病成这样了。”
她的脸涨得血红，她结结巴巴解释，她的17岁的姐姐是护士学校的寄宿生，那边管理非常严格，无法请假；她的父亲在新墨西哥州任总领事，政府规定，战时不能回家探亲。
她自己都吓了一跳，她怎么编造出了这般冠冕堂皇的理由为父亲辩护？也许人总是充满了虚荣心？也许血总归浓于水？
主治大夫的眉头拧得更紧，忧郁的眼光看住了她：“你知道吗？你母亲得的是子宫癌，是晚期，已经扩散了。”
她的脸唰地惨白了。她不知道什么见鬼的子宫癌！在生理知识方面，她还是个懵懂无知的女孩。子宫，当是生命胚胎生长的摇篮，上天为什么要用这种病来折磨母亲呢？是动手术还是保守治疗？手术费医疗费源于何处？你能代表家属签字么？她的脑海中一片空白，她只是一个14岁的女孩。
主治大夫的大手轻拍着她的肩头：“孩子，我会尽力的。但是，人，有时不得不听从上帝的安排。”这时，他不是大夫，而是她的表表舅。她真希望扑进他的怀中大哭一场，可泪水救不了母亲。
初夏时，母亲再也起不了床。母亲全身疼痛，得注射吗啡才能安睡一阵。香梅不知该怎么帮助母亲，她只有握住母亲瘦骨嶙峋的手，而她的小手也在痉挛。母亲在病痛中受着折磨，她在恐怖中受着煎熬。
永远的憾(14)
每天放学后，她便孤独地赶路，无论晴雨。夏日雨中，路畔山坡的野草野花疯狂般生长，万紫千红于无涯的苍绿中。她却只觉得闹腾腾又毒辣辣，它们在炫耀生命的繁茂和强悍，而她的母亲却正在慢慢地死去！谁来帮帮我？她的心发出呐喊。她知道，战局越来越紧张。1938年12月8日，汪精卫公开叛国投敌后，日本即对中国大后方的都市进行狂轰滥炸，藉以全力摧毁抵抗的后方。陪都重庆，1939年就遭日机轰炸34次，轰炸引起的大火，竟在重庆烧了三天三夜！1940年春，德国纳粹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闪击北欧、横扫西欧；6月，巴黎沦陷；7月，英国人向日本妥协，封闭了香港边界和缅甸到云南昆明的公路，也就是封闭了中国西边最后一条陆上供应线路，这是20万中国同胞用手一锹一锹开出来的公路呵。这一切助长了日本强盗南进中国的侵略计划。就在这愈来愈紧迫的形势中，她们原在香港的亲戚，有的去了美国，有的迁到重庆或昆明。留港的远亲，只不过带着鲜花和补品，礼节性地看看母亲而已。广州祖母病重，三叔无法分身。苍天！自顾不暇，安及他人？有时，脑海中会闪现她并不喜欢的二叔婆的身影，如若二叔婆这时在香港，哪怕她只到医院来颐指气使一通，她也会感到有所依傍，不至于无依无靠呵。
可是，她只有一个人孤独地赶路。眼前常常出现可怖的一幕：推开病房门，一张白床单隔绝了一切，母亲已离开了人间！她总是大汗淋淋地冲进病房，总是牙齿打战地喊一声：“妈———”而母亲惨白的脸上仍清澈漆黑的眸子每每此时，总凝眸门口———母亲总在等她！
啊，只要母亲还活着，她愿意永远永远孤独地赶路。母亲，是人生孤旅的一盏灯，即便这盏灯只剩下微弱的亮光，可仍是灯。
放暑假了。去医院的路上多了静宜。
姊妹俩相依相伴，可也常有争执，为了父亲。
“姐，父亲为什么还不回来？大夫问我，先生问我，我问谁？”
“香梅，爹地肯定有他的难处，有不得已的苦衷，要不，他一定会回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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