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月的华盛顿，是最美丽也最热闹的季节。五角大楼中的三叉戟会议上，陈纳德和史迪威的争论也达到了白热化的程度。
参加会议的军事显贵们着装华美，胸前满是奖章和绶带；史迪威和他的一大堆随员也不例外；陈纳德和他唯一的随员摩根可就相形见绌了，安排给陈纳德的座位也是旮旯里头。但是这位衣着寒酸的初级将官却成了会议上的风流人物。
邱吉尔首相第一眼见着他，就问随从副官：“那个美国少将是谁？”
副官风趣地回答：“是‘中国的’陈纳德。”
邱吉尔惊叹着：“这样的一张面孔！这样的一张面孔！感谢上帝，幸亏他在我们这边！”
陈纳德的面貌，坚忍刚毅，让人难忘；陈纳德的发言，更让人难忘，充满了火药味，不，简直就是火山爆发，当然，是针对史迪威。
史迪威执拗地认为，当务之急是先向缅甸进攻！因而完成这条穿越深山老林并横跨印度利多河长达200英里的利多公路刻不容缓；在利多公路未修好前，力量应放到中国地面部队，以便攻打缅甸。
陈纳德针锋相对，他认为缅甸之战是一件旷日持久的事，中国等不及修好利多公路。提高驼峰运输量，增援第14航空队，发动空中攻势，先把中国的日军击溃，这才是当务之急。
史威则反唇相讥：认为这样做只会刺激日本人，引起强烈的反应，从而摧毁中国所有的一切。他在日记中嘲笑陈纳德自以为是“世界上最了不起的战略家”，讨厌。
陈纳德寸步不让，他认为史迪威的计划荒唐可笑，至少得十年时间。他也在心中嘲笑这位老头子仍只想靠驴马与大卡车搞运输，以壕堑战来解决这场战争，真是僵化。
罗斯福和邱吉尔都偏向陈纳德。如果说邱吉尔是因为英国对缅甸之战不感兴趣，才对陈纳德倾斜的话，罗斯福则从心底里对这位倔强的陈纳德感兴趣了。罗斯福深知中国战场的重要性，通向日本的唯一捷径是经过中国，中国是征服日本的胜利之门。这一点，史迪威倒也始终保持清醒的认识。
罗斯福曾两次单独召见陈纳德。他问道：驻在中国的空军能否在一年之内击沉100万吨日本船只？陈纳德斩钉截铁地回答：能。只要每月有一万吨的供应。罗斯福立即提笔写下：“假如你可以击沉100万吨日本船，我们可将日本的背脊打断。”
罗斯福对陈纳德寄予厚望。
陈纳德归心似箭。但是，冗长的会议将他拖了一个多月，与各类伟人名人的约会、接受采访、出席宴会、鸡尾酒会、演讲等活动中，他常会神不守舍，心急如焚。
他惦念着中国。
春末夏初时，日军已在华中华东发动了疯狂的地面攻势。
陈纳德相信他的空军能够有效制止日本人的地面攻势，因为任何一次大攻势都要使用河流———河流、河运是日军的生命线的主动脉。
史迪威则不无醋意地拭目以待。
到昆明去(5)
·24·
陈纳德料事如神。
日军正溯长江而上逼近宜昌，矛头直指重庆；第14航空队轰炸机和战斗机频频出动，接二连三狠揍发动地面攻势的日军及江中的运输船，并又袭击沿海的日军运输船，敌军的进攻被扼制了。
史迪威的预言也并非杞人忧天。
日机加紧了对桂林衡阳等地的袭击和轰炸，不管是出于刺激的恼恨反应，还是原本就是日方处心积虑的战役计划，总之，布有飞虎队空军基地的城镇遭到日机的狂轰滥炸，飞虎队自然不示弱，不分白天黑夜，常能看见空中激战的惊心动魄的场面。
桂林自是失去了宁静和美丽。
每次轰炸后，城市在燃烧、在冒烟、在哭泣呻吟，又多了几处焦土废墟，又多了流离失所无家可归的难民。
独秀峰、叠彩山、伏波山依旧在，默默地充当历史的见证。
人们纷纷逃难，向西、向西，去贵阳、昆明、重庆。
陈香梅与四个妹妹也裹挟在逃难的人流中，她们一个拽紧一个的衣袂，生怕被冲散。没有毕尔和静宜为伴，陈香梅尤感到肩上担子的沉重。
她们几乎是一无所有了。
一次大轰炸后，她们从七星岩防空洞出来，却再也找不着借住的亲戚家了！
断墙残垣、瓦砾遍地、烧焦的尸体、流血的受伤者。黑火鸦在夕照中飘曳，她们已无家可归。
五姊妹手牵手僵僵地立着，手在痉挛，牙在打战，心在颤抖，可是，都没有淌一滴泪，就是最小的香桃也不例外。
是心已碎？是心已变硬？是战争残酷地磨炼了这颗心，依旧善良，却必须用粗砺和坚韧包裹着，不如此，就熬不过这场战争。
所幸的是，剩余的珠宝首饰还缝在香梅随身穿的夹旗袍缝里，一切又从头开始吧，只要还活着。
第二天下午，她比往常还要收拾得齐整干净，依旧去七星岩喝下午茶。这是岭南大学的“传统”。
半年多来，岭南大学到处流亡。桂林郊野、曲江大村，都留下了它的踪迹。半山腰中，绿竹古树掩映，几间零零落落的茅屋，就是他们的教室和宿舍。天晴时，他们爱在野外上课，伴着松涛阵阵，先生讲授的中国文学史有如天地之悠悠；下雨时，在漏屋泥地读杜甫的《茅屋为秋风所破歌》，忧国忧民的思绪从来没有这么激烈；喝山泉用井水，在冒烟的桐油灯下温课写信；他们不再是“少年不识愁滋味，为赋新词强说愁”的少爷小姐，知道一点轻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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