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通讯社社长是萧同兹先生，总部设在重庆，中央社昆明分社的主任便是陈叔同先生。
高先生又狡黠一笑：“说到条件嘛，我看香梅小姐九十九条都符合，可惜只有一条你够不上。”
香梅认真起来：“哪一条？我会努力的。”
“这一条，你无法努力。”他并非玩笑：“你是个女性，而中央通讯社的记者全是清一色的男性。”
香梅愤愤然：“都什么时代了！我又不是缠小脚的三寸金莲，为什么记者行当如此重男轻女？”
高先生哈哈大笑：“依然故我。你这个样子，像只刚开啼的小公鸡，咄咄逼人，我倒有信心引荐了。明天我领你去见陈主任，如何？眼下，请陈小姐跳一曲，可好？”
舞曲响起，是约翰·施特劳斯的圆舞曲《蓝色多瑙河》，她喜欢。在快速的旋转中，她轻盈得像要随风飞去。
第二天，高先生果然领她上陈主任家。
陈主任读过陈香梅写的一些作品，他直言不讳：“陈小姐，可以坦诚地告诉你，我们正在找一个既有国家根底又懂英文的年轻记者，以适应眼前的战地采访。可是，一个女的，呵，你别误会，我不是说你不行，只是，中央社还没开过此先例呢。”他举棋不定。
陈香梅急了：“陈主任，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匹妇何如无责？古有花木兰代父从军，今天的中国，前来采访的各国记者中，女记者的确仍是凤毛麟角，可是，她们出类拔萃，巾帼不让须眉。中央通讯社为什么还要对中国女性设置藩篱呢？从香港沦陷后，我们姊妹流亡几千里，来到了昆明，我最大的心愿，就是做一名战地记者，为抗日出一份力。”
陈主任不得不点点头，嘴上却说：“我唯一不敢确定的是，重庆总社会不会批准用女性呢？”
陈香梅轻声说：“陈主任，您不妨先试试我，如果觉得满意，再通知重庆总社嘛。这段时间，就算试用好了。”
陈主任答应了：“就这样吧。”
高先生又是朗声大笑：“陈小姐这是何计？生米煮成熟饭嘛。我敢断言，陈小姐必定是中央社第一个呱呱叫的女记者。可别忘了我这位伯乐高其遂也。”
一个星期后，陈香梅接到通知去中央社上班。
战时中央社的工作环境也很艰苦。总编辑邵翼之先生和老少记者们共一间大办公室。邵总编端坐中央，老少记者们的办公桌挤挤挨挨排成两排，桌上堆着杂乱的文稿纸张，记者们跑新闻、编稿发稿校对，忙得不亦乐平。陈香梅喜欢这样的氛围。
初次见面，邵总编和男同事们对她可不热。
邵先生分外严肃地将她介绍给大家后，她真诚地鞠了90度的躬，得到的回报是稀稀落落的掌声。
年纪大的记者似无动于衷，埋头审稿，一副“非礼勿视，非礼勿听”的模样；年纪轻的记者压抑不住好奇，交头接耳窃窃私语。有些压扁了的字眼撞痛了她的耳膜：“如花似玉”、“鹤立鸡群”、“鹤？小母鸡”……
她很想滔滔不绝地演说一番，从母亲去世说到香港沦陷，从围城十八天说到流亡几千里，她陈香梅吃过苦中苦，是个崇尚独立行路的小女子。但她什么也没说。在岭南大学学习的最后的冬天，同学们围炉品茗话别时，她讲述过流亡的经历，可是，垂泪的女同学说：“陈香梅，你真是天才的作家，你的传奇编得太感人了。”
她分明在诉说自己的切身经历，可人们总以为她在编传奇。是因为19岁的花季太娇柔？那么，一切从头开始。不谈苦难的经历，不谈阀阅世家的背景，从19岁的女记者做起。
邵先生将她领到角落头的一张办公桌前，桌上的新闻稿已堆积如山。邵先生说：“你从助理编辑做起。每天看所有发进来的新闻稿，内容、文字、语法的错误都应更正，还得给每则新闻加个标题。工作量可不轻。”
她点点头。
邵先生又说：“你的上班时间是每天下午四点，这时各地电报已陆续收发进来。处理好所有的新闻稿，你才可以下班，总得午夜以后吧。上班时间，亦很辛苦。”
她点点头。
她决不摇头。这并不是中国传统女性的柔顺所致，而是不屈不挠的倔强，她能胜任一切工作。
她一声不吭，埋头工作。所有的中文新闻稿件全是以电码传达。新闻词汇约有九千字，每个字都有相应的电码，愈是复杂的字，数目愈大。她的第一件工作，就是人工译码，这是严谨又枯燥的活儿，却是每个记者必须接受的基本训练。她废寝忘餐地强记，到第三周，她已熟练地掌握了三千在左右电码，译稿的速度大大加快了。电码译成中文后，还得校对内容的真实性、句法文法是否正确、乃至人名地名日期都不能有丝毫差错；最后给每条新闻冠以标题还可加上副标题。最后一项她做得津津有味，创造性的劳动总能让人获得快感呗。
梦中情人(3)
起初，每天要工作到凌晨三、四点钟；以后熟练了，子夜时分就可完成全部工作。但她怕走夜路，就伏在办公桌上睡一会，天亮后才赶回西坝。富商家对辅导改的白天并不计较，相反，姨太太反倒有几分乐意，驱散了她白天的寂寞吧，她总拉着香梅问长问短，像金丝笼中的鸟渴望着外面的天空。但是，若将她放到自由的天空，她只怕还会留恋金丝笼！香梅望着穿金戴银、珠光宝气的姨太太，真有哀其不幸、怒其不争之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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