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一口气说了许多，耸耸肩，双手一摊，顷刻间，脸色又晦暗了，纵横交错的皱纹又刀刻般印记着痛苦。
陈香梅心痛了。
他，一个顶天立地的勇士；却向她，一个小东西，袒露出痛苦和无奈 ！她不知该怎么安慰他，她实在太年轻。
她怯怯地望着他：“将军，请留给我您美国的地址，我，一定给你写信。”
他坚决地摇摇头，并朗声大笑。
她惶惑了。难道她的感觉只不过是错觉？或是她的话太笨拙？
他的有力的双手扳住了她的肩膀：“我会回来的。很快。”
他的目光灼灼。不屈不挠、自信坚定。
他又说：“我会托人照顾好你的。我的小东西。”
她心头一热，扑向了他的怀中。
他吻她。小心翼翼。像摘下一朵带露的含苞欲放的红玫瑰，像捧起一只极其珍贵的薄胎瓷瓶。
他怕伤了她。
第二天———8月8日的清晨，昆明陈纳德路两旁站满了依依惜别的民众，人们挥手送别。黄仁霖将军对陈纳德说：自从马可·波罗以来，还没有一个外办 这么博得中国人的人心。”
当陈纳德乘坐的C—47运输机开上跑道时，围聚在机场周围成百上千的人们燃放起鞭炮，手臂的森林在挥动着，人们又喊着他的名字：“陈纳德———”
飞机起飞了。陈纳德从舷窗向外望去，他想再看一眼他的将士们，他的中国朋友们，他有他的黑眼睛，但是，泪水已模糊了他的双眼。
当他拭去泪水时，只见光秃秃的红岩崖掠过眼前。呵，老人峰，老秃子，飞虎队的队员们都这么亲昵地称呼它。它是昆明机场的标志，陈纳德在这里训练出一批批飞虎队员，他们每每出征和凯旋时，红脸的老人峰都默默为他们祝福。
红岩崖进沉默的见证。飞虎队，最初只是由250人和100架P—40组成的团体，历经血与火的洗礼，还有人为的折腾，却越打越硬，越打越强，发展成为20万人和1000架飞机的航空队。当然，它仍是美国在战争中最小的、也最遥远的空军队伍。但恰恰是这支航空队的机翼的投影横扫着整个亚洲大陆。最后的三年，是处境十分艰难的三年，但是仍然击毁了敌机2600架，还有可能击毁1600架；击沉及损坏223万吨敌人的商船和44艘海军舰艇，以及13000艘100吨以下的内河船艇；击毙66000敌军，摧毁573座桥梁。而自己仅损失500架飞机。飞虎队创造的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空战史上未被超过的纪录！
他深感欣慰。
飞虎———中国人送给美国航空队的赞誉美称。他一生以此为最大的骄傲。
当飞机飞越驼峰时，那锥心刺骨的难言的痛苦和愤怒又袭击着他：就这样离开了中国？！他不甘。
他最怨恨的是史迪威，正如史迪威离开中国时最怨恨的是他一样。他们彼此将对方视为祸根：史迪威认为陈纳德使他与蒋价石的以矛盾深化激化，陈纳德则认为他的被迫辞职是史迪威的摇唇鼓舌、到处中伤。大概这两位性格相近的美国军人都不是不工于心计的政客，但他们似乎都太偏执。
6月，史迪威正式出任第10集团军司令，他终于如愿以偿地在战场上战斗。但是，史迪威和他的“中国通”们的命运，并不像陈纳德想象的那般得意。迪克西使团的团员谢伟思就被牵连进所谓的《美亚杂志》间谍案中，6月6日晚，他突然遭到逮捕，同时被捕的还有5个人。谢伟思是美国一位传教士的儿子，1941年被任命为驻重庆大使馆的武官，他深恶痛绝国民党政府的腐败黑暗，作为迪克西使团的团员飞抵延安后，他发现找到了一个崭新的中国！以后几次到延安，与毛泽东曾多次交谈，有一次谈话竟长达六小时之久，这给他留下了极深刻的印象，他成为共产党的挚友，并向白宫反映了共产党地区的情况。《美亚杂志》创刊于1937年，1945年的主编是贾菲。贾菲曾是个贺卡制造商，1937年访问延安时，毛泽东曾风趣地说：“帝保佑圣诞节贺卡生意兴隆。”1945年1月26日《美亚杂志》发表了一篇关于泰国的文章竟与战略情报局的一份机密报告相似，于是，杂志在纽约的办事处受到秘密查抄，贾菲等人被秘密调查。而谢伟思在4月中旬与贾菲等人接触，并毫不在乎地将他从中国发出的几份报告的副本借给了贾菲。这样，谢伟思和贾菲等6人一起被逮捕了。以后的调查结果证明这并不是什么间谍案，陪审团讨论谢伟思时，一致拒绝起诉。但是。围绕这一事件的各种政治力量的表现，足以证明美国的极端亲蒋派已不惜制造事件来达到政治目的。这一所谓的间谍案，引起延安方面的震惊和愤怒。6月25日延安《解放日报》社论中就指出：一个帝国主义反革命集团，已经代替中国的真正朋友执掌了美国政权。并正告赫尔利之流，如果不悬崖勒马，中国人民就要给他们以应得的教训。
历史的误会(13)
对于这事，陈纳德不会全然无知。或许巴雷特的谈话和这事给了他很深的触动，政治是险恶又丑恶的，他才决然地递交了辞职书。谁知道呢？此刻他的心填充着十二分的愤怒和失意，却是千真万解的。
昆明机场上，送行的陈香梅还在痴痴地遥望远方，泪水已经濡湿了她的脸颊，巨大的孤独感压迫着她，她送走的是她在昆明的最后一个亲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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