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世间之事，有所得必有所失，高下相形，有无相生，祸兮福所倚，福兮祸所伏，刻意的强求，常常会适得其反。国家主义，中央集权，的确是弯道超越的终极利器，至少对于某些国家是这样。但神兵利器，易伤人，也易伤己，就像邪派武功，升级快，出道快，成名快，但反噬起来，也是要命的。
所以这四个特点，虽然是他们的优点，但最后仍然是他们的缺点。比如脱离封建社会未久，文化倾向于等级化、服从、严谨，但未免刻板，墨守成规。比如商业落后，在赶超期容易解决，技术、产业结构，样样都是现成的，集中力量办大事，也就赶上去了，但进入第一梯队之后，前面道路一片茫然，如何取舍如何抉择，就反而没有那些玩市场经济的更能道法自然了。还比如民族和文化单一，固然内部矛盾很少，但缺少文化的碰撞和整合，模仿则有余，创造未免不足，而且单一文化，通常也缺少文化大熔炉那种海纳百川的气概。军事挂帅就更是这样啦，因为没有哪个帝国能一直扩张下去，它们或在扩张中被打败，或在扩张后自己崩亡，正如西门庆，结局只有两种：在《水浒》中被武松手起刀落命丧狮子楼，或在《金瓶梅》中嗑药过度战死绣花床。
武林中那些练邪派武功的人，也许在临死时，会把那些武功一流的正派人士恨死，那些人家世好基础好环境好，叔伯辈个个都是高手，往往还有个青梅竹马门当户对的女侠在那里等着他们某一天娶过来。他们练功能循序渐进，那是他们有循序渐进的条件。而自己呢，从小在贫民窟里长大，给他们瞧不起，好不容易有一天捡到本秘笈，忍常人所不能忍，历常人所不能历，才练成这惊人武艺，最后反而落得个“自取灭亡”的评价，“我早就说嘛，这邪派武功练不得嘛！”你说这话气人不气人？
但世间之事，往往如此，一切都是有代价的，后发者不仅仅只有优势，你想比别人得到更多，就必须要付出同样的代价，第八号当铺从不做非等价的交易。当然，你可以在得到你梦寐以求的东西之后，再把付出的，慢慢赎回来，但我要告诉你，那很难，正如有女子说她打算通过被包养获取相当财富，让父母过上好日子之后，再清清纯纯地谈一场校园恋爱一样，久历风月之后，还有几个人，还能有当年的少女情怀，少年心境？像当年德国、日本那样已经习惯用中央集权解决问题、中央集权惯了的国家，又怎么可能在弯道超越了之后，突然转身，让市场解决问题呢？
但世间之事，又往往身不由己，在群强环伺之下，国将不保，又有几个国家能从容地发展什么自由主义市场经济，又哪里有那个余裕去发展，而不是把力量集中起来，对付内忧外患呢？封建社会解体之时，先进的国家发展商业，大搞市场经济，而落后国家则倾向于国家主义，也是没有办法的事。
理解了一百多年前日本或德国所以走上军国主义道路的原因，也就能理解两千三百多年前，秦国所以走上国家主义道路的原因，因为他们所处的形势，真的是一样一样的。理解了日本或德国成功崛起的原因，也就能理解秦国成功崛起的原因，因为他们的特点和优势，也是一样一样的。而理解了日本或德国战败的原因，也就能理解秦国迅速崩溃的原因，因为他们的缺点和硬伤，还是一样一样的。
是的，秦国，这个最后一个崛起的大国，这个在战国前期曾经一度沦为二流国家，给一个不到从前晋国一半的魏国欺负得没有脾气的国家，用一种在当时被称为法家，在后世被称为国家主义的理论，打造了一个全新的强国，打出了一个全新的帝国，虽二世而亡，但其留下的遗产，却影响深远。
但是正如德意志第二帝国有著名的铁血宰相俾斯麦，或日本明治时代有第一元老伊藤博文一样，两千三百多年前的秦国，也迎来了那个注定要改变华夏命运的人物——商鞅。
43．秦国来了个年轻人
商鞅是卫国人，所以最初他应该叫卫鞅，听起来像是未央，很文艺的小资，全不像商鞅听起来那么霸气。称呼是岁月变迁的最好痕迹，比如小李，李科，李局，李老；比如兰儿，兰贵人，太后，老佛爷；比如公孙鞅，卫鞅，商鞅。那个卫国的公子，那个刚刚来到秦国的年轻人，有一天就变成了秦国无人不知无人不晓的商君。
读过晋国史的都知道，鞅这个字在晋国，使用频率似乎很高，仅在执政里，就有士鞅和赵鞅两个。它的本意，据说是系在马脖子上的皮带子，一个笼头套住，后面一个带子，紧紧抓在手上，骑马的时候一拉一拉的，叫它东它就东，叫它西它就西，紧紧一拉，吁的一声，马就停下来了。驾车比骑马要从容些，坐在车前面，一只手抓住皮带子，另一只手扬鞭，但感觉是一样一样的，驾驭啊，驾驭能力啊，就全靠那个“鞅”了。“鞅”是皮的，所以左边有一个革字，“鞅”是要收拢抓在手心的，所以右边有个央字。兴许，给孩子取这个名字的父亲，都希望有一天，这个孩子能抓住些什么，抓住机遇，抓住命运，也抓住权柄。但卫鞅的父亲，大概没有想到，这个孩子的机遇和权柄是在西方遥远的秦国，大概更没有想到，这个孩子有一天会命丧在那个遥远的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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