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吕不韦看来，自己推行新政，是在为将来的秦帝国开百世基业，可在秦王政看来，吕不韦却是在放弃那条把秦国带往强盛的法家康庄大道，而要把秦国带向东方各国的覆辙。如果所谓的文化繁荣，所谓的自由学术真那么有用的话，为什么没有一个国家是秦国的对手？如果那些商人真那么有用的话，为什么那些资本为王的国家，就是打不过仅仅由农民和战士组成的秦国？商鞅啊，你知不知道，你那个美丽的新世界，已经离秦国越来越远了，吕丞相要带给秦国的，将是一个充满了商人铜臭味的世俗的国家。
于是在某个合适的时候，秦王政受够了，要爆发了，他要让秦国回到一元化的正确道路上来，并且任用了一个比商鞅还倾向于一元化的人——李斯。
47．童年的终结
很多年以后，你还记得十三岁那年那个让你第一次感到躁动不安的夏天。你还记得那年的知了特别的多，叫得特别亮，让万里无云的晴空也一下子躁动起来；你还记得那个暑假的每一天，你都在盼望着什么，盼望着有人来到窗边，对你喊，咱们出去吧；你还记得偷摘来的葡萄特别的甜，而背着大人去的每一个地方，都惊险而刺激；你还记得白色连衣裙飞舞在秋千架上的样子；你还记得，从那年夏天开始，那个浑浑噩噩的，无忧无虑的，除了惦记着吃就是惦记着玩的童年，再也不会回来了。
童年就像是一场梦，梦似乎是很美好的，但怎么美好却不记得了，因为梦里的一切，在梦醒的时候，早忘却了大半。
先秦就是华夏民族的童年，两汉则是血气方刚的少年，魏晋是青春期，五胡是少年丧父，唐朝是志在四方的青年，宋明是人到中年，清则垂垂老矣——也或者是中年丧子之后的未老先衰。但不管怎么说，与西欧那些在罗马帝国废墟上建立起文明的日耳曼人法兰克人或盎格鲁-撒克逊人大不相同，也与学习期超级漫长，平安王朝之后一直在封建社会里徘徊的日本人大不相同，华夏民族到了19世纪的时候，早已玲珑剔透，老于世故，并且已经在市场经济里打拼两千年之久，其遇到的问题，用西方那套启蒙啊进化啊的理论完全不可解释。所以中国的西化之路，格外艰辛曲折，历百年之久仍然步履蹒跚，也就不奇怪了。
所以那些说中国应该启蒙的要拉出去打板子。啥叫启蒙，启蒙就是开蒙，就是你小时候跟着先生读了几年书之后，终于明白事理了。大清国时代的华夏民族，需要启蒙吗？不需要吗？需要吗？对一个儿童，你可以启蒙，对一个少年，你可以启蒙，但对一个老年人，你怎么启蒙？人家吃过的盐，比你吃过的饭还要多，你怎么启蒙？不信你随便找一个大清国的官员，跟他谈论为人处世明哲保身之道，保准让那些读过成功学指南的洋人目瞪口呆。即使是大清国乡间一个普通的士绅，其对世道人心的了解，其待人接物的分寸，其老谋深算的心计，也足以与西洋那些专家相媲美。再不信，你看看明清那些《呻吟语》、《菜根谭》、《围炉夜话》等流行读物，其对世道人心的了解程度，又有哪个不把西洋那些畅销励志书比下去了，挑一句话出来，就够别人写上几十页。启蒙？笑话，谁给谁启蒙啊！
还有那些说中国学习能力不如东洋人远甚的人，也该拉出去打板子。论学习能力，老年人能跟少年人比么？所以华夏民族的问题，根本不是启蒙不启蒙的问题，也不是学习能力高低的问题，而是一个已经历数千年演进的民族，忽然给抛掷到一个陌生的世界的问题，是一个已经大半截入土的人，带着一生的经验和习惯，忽然发现自己所有的经验和习惯，都再也派不上用场，想拼命对接又对接不上的问题，是年轻时要装老，弄得少年老成，到老来却发现新事物层出不穷，要跟年轻人学少的问题。
西方人就没有这个问题，本来嘛，希腊也是童年时代，罗马帝国，也是少年，与两汉大似，但忽然就亡国并几乎灭种了。而新兴的日耳曼人，再一次从童蒙中长大，希腊罗马文明是刚长大时忽然有一天挖出来的宝贝，当然只有旧文明的好处，而无旧文明的负担。
所以要说启蒙时代，中国在先秦就已经经历过了，只不过那年月，没有纸张，没有印刷，启蒙只及于士子，而不及于庶人。孔墨之辈设帐授徒，稷下先生高谈阔论，影响力又岂能望后日印刷昌盛时代报纸刊物之项背。但启蒙这事情不管程度高下，有过了也就有过了，正如你小时候读书，不管遇见是名师还是庸师，不管学习成绩好还是差，过了那个村就没那个店了，哪怕那时候你天天逃学呢，也不可能过了三十年后，再去开蒙一次。所以很多年以后，当西方人来时，那些努力你可以称之为西化，现代化，你也可以称之为复兴，整合，你甚至可以称之为二次启蒙，但你不可能将其与西方的启蒙时代相提并论，因为那早就根本不是一回事了。
要与西方的启蒙时代相比较，那只有一个时代可以，就是先秦的诸子时代。那个时代同样有思想的勃兴，知识的爆炸，人文的觉醒。那是一个大爆发的时代，有各种思潮的交锋，碰撞，从最激进的到最保守的，从最狂热的到最避世的。那也是一个大变革的时代，有各种制度的尝试与试验，从最集权的到最民本的，从最重商的到最重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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