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父亲他们那一代人是不会接受我们这样的观念的，他们更愿意去改变自己的命运。一九二五年的夏天，十五岁的爸爸离开了老家，他到长沙见彭馥渠老师的老师龙乾。爸爸管他叫太老师。爸爸是挑着担子进城的，前面的箩筐里装着书籍，后面的装着铺盖卷。他光着脚，土里土气地走在长沙的大街上。爸爸说，他很紧张，第一次走进这么大的城市，既不敢东张西望也不敢走在人行道的当中。他脚步匆匆，像一个去赶集市的乡下孩子。结果，爸爸竟走进了一个死巷子。
天，渐渐地黑下来了，他满头是汗，赶紧在箩筐里翻着，想找出地址仔细核对一下。正在这时候，走来了一个城里人，他不以为意地上下打量着爸爸：“你在这里干什么？”爸爸说不出话，又找不到地址，只好拿出纸，在上面写了“楚怡工业学校”。那人大吃一惊，一个乡下孩子，竟然写了一手秀气的字。他不住地摇头：“后生有出息。我不识字，你到巷子外面去打听吧。”
等爸爸找到太老师龙乾的时候，已经是晚上了。爸爸没有立刻进去，他站在门外，将脚擦了擦，从铺盖卷里拿出一双新布鞋穿上，这是我奶奶为他做的。然后走上前敲了敲太老师家的门。
太老师刚从日本留学回来，他是穿西装的人，这在当时的中国，在长沙这样的小城里，意味着一个人的地位。他坐在书桌前，看了看这个秀气的乡下小伙子，见他完全是个孩子，担子还挑在肩上，站在那里不知所措。爸爸捏着彭馥渠老师的介绍信，将它交给了太老师，自我介绍地说道：“我是彭馥渠老师的学生，我叫龙乾。”太老师笑了，他说：“你不叫龙乾，我叫龙乾。”看见爸爸是这样憨厚老实的孩子，太老师走上前，帮助爸爸卸下了肩上的担子。
太老师问爸爸：“你想学什么，将来想干什么呢？”
爸爸两眼放光，大声地说：“我将来要当作家，我喜欢中国的古典文学。”
从一开始，太老师就看明白了，这个瘦小的乡下小伙子有一颗很大的心。看着爸爸那张清癯的脸，太老师更愿意相信的是他的智慧和诚实。但是，他不愿意让爸爸在自己的天真面前走错第一步，而这第一步又常常是人生最重要的一步。
太老师谆谆教导他说：“你看，你们家那么贫困，你应该想怎么帮助家里父母。如果学工，你就可以找到很好的职业。学文，不是我们现在有条件去过问的事情。你实在喜欢，可以在业余的时候去学习。为什么要拿它当职业去干呢？”最让爸爸吃惊的是，太老师说，在他去日本以前，他也有很多的想法，也想搞艺术。结果看见日本人都非常实际地在那里干活，用“从早做到晚”形容是一点都不过分。太老师改变了以往的打算，他放弃了学艺术，开始学习工业。他还说：“别看日本现在仍然这么穷。但是，每一个站在东京街头的人，都会看到和感觉到，这个国家将来不得了啊！”
这是一九二五年，龙乾老师跟爸爸说的话。
爸爸对太老师充满了崇拜，听从了他的劝告，放弃了报考师范学校的意向，考入了“楚怡工业学校”机械工程系。
一九二六年，也是爸爸到长沙的第二年，北伐开始了。大街上可以看见穿着灰军装的北伐军人，他们手里捏着话筒，走到哪里就在哪里站下来，大声地宣传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和实业救国的理想。这个时候的爸爸就更加佩服龙乾老师了，他不正是走在三民主义的大道上吗？那个时期，“革命”、“理想”、“救国”，所有这些字眼都可以把年轻人燃烧起来。他们信仰的革命，今天看来与其说是革命，不如说是充满了浪漫、五彩缤纷的色彩。但是，爸爸他们不是这样理解的，他们被自己的献身所激励，他们投入到革命的洪流中去了。刹那间，长沙城里充满了色彩，北伐军的战士还上爸爸的学校来宣传三民主义。爸爸大睁着眼睛看着周围发生的变化，他再也不能等待了，他要为革命付出自己的一切，这是在救国啊！
爸爸加入了三民主义的倡导者——国民党，被编入“楚怡工业学校”分部。接着又和他的老师戴望峰在长沙《民国日报》上创办了《葡萄周刊》。爸爸不仅组织稿件，自己也写了很多新诗和散文发表在上面，内容都是以宣传孙中山的理想为主。他一边读书一边办周刊。他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充实，爸爸觉得找到了自己的生活目标。他不光是实业救国的一员，甚至他的笔，也在为革命，为救国工作。
冬天的时候，南方常常下着淅淅沥沥的小雨，湿冷冷的。爸爸正拿着他第十一期的文章去印刷厂做校对，他怕稿件被淋湿了，把它们裹在自己的棉袄里，兴冲冲地朝前走。可是，还没有走到印刷厂门口，就碰上了张师傅，他吃惊地看着爸爸：“这么冷的天，你来干什么？”爸爸感觉很好地答道：“天冷，就不出报纸了？”
张师傅不住地摇头：“你怎么不知道，报社已经通知我们，你们搞的那个什么《葡萄》停刊了。”
“谁通知的，他们凭什么？”
“说是你们的‘左倾’色彩太浓厚。”
爸爸站在那里，站在雨中。对于一个十七岁的年轻人来说，我想“左倾”这个字眼是太深刻了。他怎么也弄不明白，他的文章是在宣扬北伐军的理想，宣扬孙中山的三民主义。这和“左倾”有什么关系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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