妈妈羡慕地说：“你真有劲啊！”
女工不好意思地笑了：“朱先生，我们是大老粗。你多原谅了。我们人笨，不会读书，你千万不要笑话我们。回去后，我会复习的。”
上课还没有结束的时候，就有人昏倒了。因为她一天没有吃饭。徐冠雄匆匆忙忙到外面给这个女工买了一个大饼。回来的时候，徐冠雄走到讲台上大声地说：“我们成天劳动，可是我们依然没有吃，没有穿。资本家不劳动，不干活，他们却吃不完，用不完。这是为什么？大家想过没有？”
整个教室发出一片嘘嘘嗦嗦的声音……
听到这里，我笑了。我说妈妈：“这是你真实的经历，还是你后来在所有共产党的宣传材料里看来的？怎么跟我小学课文一样，跟我在所有的电影里讲的故事也是一样的？”
“徐冠雄还活着嘛，你又不是不认识他。你去问问。是真的，还是我编出来的。那真是我第一次到工人夜校，第一次接受马列主义，第一次知道资本家剥削工人的理论。我哪里会想到，还有比我穷的人啊。是很久很久以后，我才知道，这些夜校都是无锡的地下党办的。”
不知道是我无法理解过去，还是过去改变了母亲。我总觉得他们的言语里有一种模式，有一种不由自主的口气。大家说出来的都是一样的感觉，甚至连措词和细节都会在这种感觉下变成统一的。我希望妈妈过的是自己的生活，但是，自然的力量比我的想象力更强大。事情就是这样，人们在不知不觉中对自己扮演的角色和自己的命运渐渐地统一化了，并且信以为真。再要改变，已为时过晚。
而我，也可能在我们这个时代里，传染上另一种模式。
真要命啊。
加入革命队伍
“加入革命队伍”，这就是我父母的语言，我努力在字里行间寻找到他们真实的状态。因为这是他们的岁月，他们的故事，他们的情感。我更愿意看见他们真实的形象。
一九三○年，二十岁的爸爸正拿着彭馥渠老师的推荐信跑到上海。他考取了“上海劳动大学”社会经济学系（这是个免交学费而且提供膳宿的大学，原为国民党暗中培养反共分子的学校。但是，学生大多数出身贫寒，结果却培养了很多倾向共产主义的学生）。
爸爸常常逃课，有一次终于被教授在图书馆里抓住了。老先生看了看爸爸，一句话都不说。爸爸尴尬极了，就像当年从床底下被彭先生抓出来似的，不知该怎么解释。
爸爸这样解释他的行为：“我从来就没有看到这么多的世界名著。”
教授说：“书，是永远看不完的，课还是要来上的。”
最糟糕的是，爸爸常常从图书馆偷一些“禁书”拿回宿舍去看。当时，他偷回去看得最多的是《资本论》。他和同学许涤新、马亚人一夜一夜在那里讨论，后来他们都被马列主义征服了，他们又和黄大德、马纯等组织了“社会科学研究会”。爸爸还与许涤新、黄大德开辟了墙报《海灯》。不久，爸爸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解放后，当许涤新和马亚人都成了新中国的经济问题权威时，爸爸却在想方设法通过关系和他们取得联系，希望和他们说上话，希望得到他们的证明——证明爸爸不是“反革命”。在争取为爸爸开平反追悼会前，妈妈让我去找过许涤新。许伯伯对我说：“我知道了，我会给你爸爸写证明文章的。”后来，我在《文汇报》上读到许涤新为爸爸写的悼念文章。重新返校回北京时，我又一次去看望了许伯伯，告诉他：“妈妈让我代她谢谢你……”
他没有说什么，只叹了一口气：“……不容易啊。”
听他这么说的时候，我莫名其妙地哭了。他递给我一块那种叠得方方正正、老式的男式大手帕，就那样放在我的手上。他没有再说别的什么，也没有劝告我不要哭了之类的话。他留我在他家吃便饭。那时候我是一个穷学生，走到哪里就在爸爸妈妈的朋友家吃饭。只是看见爸爸的老朋友时，就是想哭。心里充满了委屈和失落。爸爸离开我们太早了。
一九三一年。
这一年在爸爸的生命中是一个复杂、艰难的转折点。先是在春天的时候，他和覃必愉结婚了。而后，他秘密加入已转入地下的中国共产党。接着，在秋天的时候，爸爸接受了共产党的任务，在上海劳动大学领导学生运动，反对国民党查禁学校图书馆里的激进书籍，反对学校开除被指控为“进步教授”的老师。这些都导致爸爸再一次被大学开除。
同是这一年的冬天，爸爸突然接到一份急电：“彭馥渠先生在南昌教书，不幸患伤寒，故世。”拿着这张薄薄的纸，爸爸不敢相信上面所说的一切。一个人，就那么脆弱，一场疾病竟然能把彭先生的生命带走了？他惊住了，呆滞的目光不知道停留在何处。他张着嘴，却说不出话。就像在梦里，踩在一片沙堆上，高高低低的，那么费力，可怎么也走不出去。他努力想让自己哭出来，嘴却像被人捂住了，怎么翕动，也流不出眼泪。喉咙干涩得难以忍受，连呼吸都在嗓子眼里堵住了。爸爸的家，从来没有什么欢乐，也没有节日。可是他们家还从来没有死过人，他不知道什么是送葬。他没有足够的精神力量来接受这个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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