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是在这样的环境里，在这样局势下，爸爸从湘鄂西跑出来。我想父亲跑出来的时候，是横了一条心的，与其死在那里，还不如作最后的努力。他一定很清楚，抓到的话，他是必死无疑的。但是，他还是跑出来了。他跑到了当时党中央的所在地——上海。
一到上海，爸爸就暂时住在朋友家（原因是妻子覃必愉搬走了）。
在爸爸的自传上，他是这样写的：
“我到了上海以后，立刻起草了给党中央的信，然后交给周扬，委托他递交给党中央。党中央派湘西省委书记杨光华和我谈话四次。我非常具体地向他汇报了根据地的情况。杨光华请示了上级领导，然后向我陈述了党中央的决定：彭柏山同志的立场是正确的，但是他应该立刻返回原地坚持斗争。
“我看到了那个简短的中央批文，和杨光华同志说的一模一样。我有点着急，所以我当时态度也不够正确，我着急地说：‘我不能回去。如果中央不马上采取紧急措施，不光是我个人，更多的同志会被杀掉的。’
“杨光华同志非常严厉地指出：‘你这是在和革命讨价还价。作为一个共产党员，为革命的全局着想，党性要求你必须坚决地遵守“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的革命纪律，即使有不同意见，也只能在党规党章所允许的范围内展开必要的、合法的斗争。而一旦党作出决定，个人不能有丝毫违抗的表示。’”
爸爸的悲剧在于，他和花娃是不一样的。他不会把一切希望留在“军部”。他用自己的良知，是的，一个知识分子的良知要求中央采取措施。他不忍心再回去执行任何“命令”，他甚至都不忍心再去看到自己的同志一个一个被杀害。他能够做的都做了，但是就像妈妈跟我说的，“谁来阻止自己人杀自己人？王明当时是党的书记处书记。”爸爸没有服从杨光华传达的党中央的决定，他没有服从这个决定，他没有回到湘鄂西根据地。他留在上海，一九三三年五月，上海党支部正式宣布停止彭柏山的党组织生活。
当我动笔写下这一段文字的时候，已经找不到任何语言来描述爸爸当时那种真实的处境，任何文字在这里都会显得苍白无力。爸爸徘徊在上海的小弄堂里，徘徊在霓虹灯下。他去寻找自己的妻子覃必愉。在根据地两年，爸爸几乎只和她有过一次通信。生活是艰苦的。对覃必愉的思念，支持了爸爸。现在，她更是爸爸最后的安慰和归宿了。终于在一条小马路上碰见了他们共同的好朋友，可是朋友闭口不谈覃必愉的情况。爸爸紧紧地拽住他，朋友把脸转向一边，像自己做错了什么，不敢面对爸爸。然后，他领着爸爸回到了自己的小亭子间里，翻出一张过了期的小报，报纸简直像特地留给爸爸的。朋友递过那张发黄的报纸时，简短地用了一个“她”字来代替该说的一切。
“她，和他们剧团的男演员高原同居了。”
朋友指了指那条短小的申明：“覃必愉即日起与彭柏山脱离夫妻关系。”
沉默。男人在这样的时候，通常是用这种形式来表达相互的理解。
沉默……
现在，我不仅步入中年，而且在美国生活过了。渐渐地对男人女人的事情，有了新的理解。我说的这个理解，更多的是指对父亲的理解。我变得冷静了，至少，我敢面对爸爸的这一段感情，我甚至会去体验和理解爸爸的这一份痛苦和失落，我为他感到深深地惋惜，多么美好的东西就这样失去了。
可是，在我童年的时候，在我十岁的时候，在我第一次听邻居告诉我们家的保姆，说爸爸和别人结过婚时，我简直要疯了，我怀着难以启齿的羞耻看着周围的人。可他们却是那么随便，就当一个笑话在那里诉说。真想把他们都杀了，然后再毁灭自己。
这就是我们家的故事。在家里什么事情都是秘密的，互相隐瞒着。可是一旦走出我们的家门，天呐，几乎除了我，什么人都会知道我们家的事情。我仇恨所有的知情者，凭什么，连我都不知道的事情，甚至是爸爸的历史，他们都会知道，这到底是凭什么嘛！当时，我的脑子里真是一团浆糊，现在都记不住那个痛苦是怎样折磨我的，只记得我对着那些在说爸爸闲话的人大喊大叫起来：“你们都是坏蛋！”
在我记忆中，那是一个最漫长的白天，我一直在等待，等待着我母亲的归来。她一进屋，我就非常严肃地说：“妈妈，有一件事情要跟你谈一下。”
我从来不敢用这样的口气跟母亲说话，可是，那一天，我想了整整一天，想出各种各样的提问方式和内容，把该问的那句话组织了又组织。可是到最后，我觉得就应该选择这一句，“我问你，爸爸过去和别人结过婚？”必须这样提问，一定让母亲大吃一惊。她因此会认识到我的重要性，就会回答我的提问。当母亲一走进门的时候，我就感到不能控制自己的情绪了。妈妈看着我的样子，似乎察觉出什么，也确实感到一点奇怪，我跟着她一直走进了她的房间。
没有想到，听完我的问话，母亲居然笑了起来。
我大喊起来：“你回答我的问题！”
“你听谁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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