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们为什么加入共产党
我不知道能不能向妈妈提这么一个问题，你们……话还没有出口，看一眼母亲，就发现她已经不想再跟我说什么了，她觉得她说了那么多，说了这么久，如果我还不能理解的话，那我们之间就是没有语言可以交流了。但是，我还是说不明白，因为我自己还是没有找到准确的答案，我又怎么可能从字里行间蒙混过去？
但是不知道为什么，我不敢再问了，甚至不敢再问一问爸爸妈妈周围的朋友。似乎这个简单到不能再简单的问题，从来就是不该问的。夜深人静的时候，我又情不自禁地问自己：“他们为什么加入共产党？”看来，我要再这么问下去就成了恶意的，甚至是反动的。热爱党，加入共产党是每一个人最基本的愿望。那如果看见了党内这么残酷的斗争，他们还是没有任何疑问吗？尤其是父亲在经历了这一切以后，两年后，他为什么重新要求回到党内？下一代的人会不会觉得父亲实在是愚蠢的？不知道，真的说不清楚，人们会是怎么样来理解我的父亲。只是我自己却永远没有办法来回答父亲的行动。
我曾经试图去理解父亲，看来这一个界线，是怎么都越不过去了。我明知道命运是不可改变的，却在暗自思忖的时候，会感觉到父亲的选择是愚蠢的。在母亲面前，在所有的人们面前，我却不忍心这么去批评父亲。我没有开口，甚至也不给母亲任何暗示，我们在这一份悔恨之中生活得太久了。她会察觉到我的情绪，会愤怒地跟我说：“你就不能学得头脑简单一些，少给我惹麻烦？”
为什么这就是惹麻烦？
在漫长的岁月中，我和母亲常常是相对无言。她讨厌我话多，她总是对我说：“病从口入，祸从口出。”到我今天这个年龄，已经不会被这些话打动时，我还是会相信母亲，她是一个聪明人，她这么说一定是有她的道理的。
实际上，说到政治，我比她感受到更深的一种担惊受怕，因为我还没有真正被卷进去。似乎我正站在悬崖的边上，只要往那里瞟上一眼，这种恐惧就会慢慢地渗透进我的血液，渐渐地在身体四周蔓延，人像漂浮起来一样，没有根，没有依靠，身体开始发软。最后是一份惧怕把心包裹起来了。一种无法表述的感觉，慌慌张张。至今，我还不知道那谜底在哪里。多想问一问爸爸，他到底是怎么想的。
如果，今天我以一个成年人的形象出现在他的面前，他会跟我谈论这么严肃的问题吗？爸爸……一个遥远的称呼，我竟然没有和他谈论过任何一个严肃的话题，他就被抓走了。只有爸爸的朋友，元化叔叔，他似乎比任何人都了解爸爸，连妈妈都会说：“你去问问元化叔叔嘛，你爸爸跟他谈得比较多。”尽管他也是“胡风反革命集团”中的一员……但是，他活过来了。他还在写书，还在思考，还在怀疑在人们看来并不是问题的问题。
“文革”中，他没有死。这就是胜利，只要活下来了，就是胜利！
朋友会问我，他们怎么会成为好朋友的？他们怎么会认识的？妈妈也说，是啊，你父亲最好的朋友几乎都是部队的老战友，似乎只有元化叔叔是一个例外。他是上海地下党的。认识他，也是解放以后的事情了，那时他是现在上海文艺出版社的前身“新文艺出版社”的副社长兼总编辑。爸爸管辖宣传部门的事情，于是，出版社就在他的管辖范围之内。没有想到上下级的关系，却让他们变成了朋友。
“元化叔叔，你当初为什么会加入共产党的？”我想这么开始提问。但是，话到嘴边的时候，我还是不敢问。犹豫之下，我说：“你能谈谈你的过去吗？”
元化叔叔说：“谈谈过去？这话，说起来就长了。我和你爸爸真是不一样，他出身在一个穷苦的农民家庭。我不像你爸爸，他的政治意识要强烈得多，为什么呢，因为我的家庭是一个知识分子家庭、基督教家庭……”
于是我们的谈话就这样开始了。
“不，你父亲倒不是一个简单的人。他想得比较多，我至今都会想到他跟我说的话……他参加这个党……我说不清，要复杂得多。
“我比你父亲小十岁。我父亲从美国留学回来以后，就在清华园里教书。我是生在武昌的，我十个月的时候，母亲把我带到了清华园。我们就住在南院，那个生活是无忧无虑的，我们的童年跟你们是很不一样的，那是非常的平静，就像很多人在小说里描写的，环境也很优美，但是，我那时候很小，还很不懂事。当时清华是一个很高的学府，在所有的大学中，各方面的设备、教员的工资、请的教授，都是最好的一个学校。最近我看了一些材料，讲他们在国学院做研究生的生活，他们没有那种很庸俗的和很低级的谈话，大家见面就是说你看了什么书，我看了什么东西。没有看过的，就复述给你听，看过了，两个人就在那里讨论。就是这种，很理想化的生活。在清华就是这样一种生活。
“我们周围的气氛完全和校外的不一样。我都记得小时候，到了周末，家里会带我们去郊外野餐，像你们在美国电影上看见的那样。那对我们来说，一点都不稀奇。我们在草地上铺上一块桌布，我母亲总是把一切都准备得好好的，我们还自己做点甜酒酿，好吃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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