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囚车上，他们就开始鞭打母亲。到了常州西门外文庙的日本人监狱，因为没有女犯人，他们把妈妈扔在过道的尽头，她就独自一人躺在湿腻腻的泥土上。夜晚，有人唱起了新四军军歌，很快整个监狱都响应了，雄伟的歌声充斥着这个监狱。天啊，这是在日本人的监狱……母亲感到绝望，她想她一定是神经发生错乱了，开始出现幻觉、幻听。她开始用手掐自己的身体，看看还有没有感觉，当她没有反应过来的时候，居然有人喊出妈妈的真名。黑暗，没有比这个更黑暗了，母亲彻底走入了深渊，怎么也挣扎不出来。她连哭泣的力量都丧失了。
“你是《前锋报》的总编，你采访过我们。”
她从眼角的下方看去，终于认出说话的是新四军×团的党支部书记。母亲开始往他的铁栏杆前移动。他说：“你千万不能承认自己是共产党员。我们跟你不一样，我们是在战斗中集体被捕的，身份是公开的，所以我们敢在这里唱我们的军歌。”
她努力让自己镇静下来：“我，我什么都没有说……我一人做事一人当……”谁都不会想到，“原则”是不公开的，隐瞒着什么，或者是必须隐瞒什么。而这分隐瞒不仅在监狱，在过去，从来没有人告诉过她这些“原则”。每当她回忆起这个细节，她都会情不自禁地自语起来：“恐怖，真是恐怖啊！”如果没有遇到这个支部书记，如果她还有一份英雄主义，如果她为自己是一个共产党员而骄傲，如果她承认了自己的身份……这，这就构成了“叛徒”！母亲经常窒息在自己的后怕之中。
她一点一点蜷缩在墙根下，似乎这里可以寻找到一种安全。可是，日本人的面孔在向她聚拢，那一个个眼睛像死亡的黑洞，将她往深处拽。突然，有人开始伸手在她身上摸来摸去，一次又一次，她被扔回自己的噩梦中去。所有的铁栅栏把她的恐惧紧紧封锁在那里，她哆嗦地往墙根上移，但是，无济于事。更多的鬼子向妈妈动手了。妈妈最后一次绝望地呼喊：“放开我，救命啊！放开，放开我！”这绝望的呼声把她的形象撕裂得支离破碎。在漆黑的深夜，在日本人的监狱，那份绝望把整个监狱感染了。所有的男犯人都起来了，隔着监狱的铁栅栏，他们集体嘶喊道：“不许日本人调戏妇女！”“不许日本人欺负中国人！”“日本人滚出中国！”“滚出去，滚出去！滚出中国去！”这是最后的燃烧，这片燃烧也不能将她对日本人的仇恨烧尽，仇恨是渗透在血液中的。日本人终于害怕了，他们扔下母亲，在疯狂的呼喊中退出了监狱。
审讯开始了，妈妈被打得遍体鳞伤，不久她开始吐血，更不能控制的是，她的月经全部混乱了。鲜血从全身上下往外溢，日本人连一片纸都不给她。她只有在上厕所的时候，拽下自己旗袍扣子上挂着的小手绢，在那里不停地擦啊擦的。可是，即使这样，鲜血还是不停地往外涌。她重新倒在一汪发黑的鲜血中。在弥漫着浓重的血腥味的墙角边，她昏迷在那里。当她苏醒过来的时候，看见一双穿着日本军人大头鞋的脚站立在被血染黑的泥地上。她困难地抬起头来，当她明白这是司令官川岛在那里巡视监狱时，她将手指插进泥土中，努力让自己站立起来。她说，她就要死了，但是她要在临死之前，站着跟他说话。妈妈说：“我要让他们知道，我仇恨他们。”
当时她刚从学校里出来，英文非常好，她用英文说道：“我是中国人，抗日是我的责任。我不能看着自己的国家任你们糟蹋。你怎么能允许你的士兵调戏我？我抗日无罪，你必须释放我！”这里没有任何辉煌的景象，这是一个无助的女人，呼吸着让人恶心的血腥空气时，站在自己的死亡线上做临终的留言。我被妈妈说的话吓住了，她不怕杀头吗？那个司令官居然没有说话就掉头走了。母亲鄙视地说，“我都怀疑他是不是懂英文。”一个星期之后，日本鬼子将生命垂危的母亲，转移到了常州的地方监狱。
清晨在一年之中是在同一个感觉中降临的，总是非常短暂。这是妈妈唯一企盼的时刻，她可以和女犯人一起在小院子里放风，绕着院墙走上一圈两圈……有时，甚至是三圈，即使是下雨天，她也愿意一个人独自在院子里走几圈。她听见雨水落下来的声音，就会想起母亲让孩子们去拿瓶瓶罐罐，到院子里积水的情景……想到这些，她并没有什么很深的惆怅，也没有亲切的欢乐。她只是在雨中慢慢地行走，溅起的水珠让她回到自己的遐想空间。
一天，她在雨中被看守叫住了，说是有一位老先生来看望她。母亲很是疑惑，她在常州城里什么人都不认识啊。老先生自称是“冯三大”，他交给妈妈一张小纸条，妈妈还没有看完纸条，眼泪已经涌出眼眶。这是新四军党支部派人来搭救妈妈了。她激动得不知说什么好，结果是大哭起来，抽泣地说：“我没有出卖同志和组织，我也没有承认自己是共产党员。”老先生点了点头，看着还像孩子似的母亲，深深地叹了口气问她：“你要点什么东西？”“要一点药和书。”第二天，老先生给她带来了药和一本《红楼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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