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小梅都看见了标语，我们俩不再笑了，但也没有说什么，并不像人们描写到“文革”时，总是那么痛苦的样子。真的，一点都不痛苦，我们先是在街上奔跑，看小分队演出，又和着红卫兵游行队伍到处乱窜。后来我们又挤在人群中张望，朝电影局里面张望。那天批斗的还有瞿白音、白杨、张骏祥、沈浮，好些个名人。电影局的门口涌了很多很多的人，水泄不通。现在都没有人会相信，有那么多人跑来看热闹。试问一下有谁是来干革命的？大家跑来是来看“大明星”白杨，看名人张骏祥他们的。人头涌动，没有人大声说话，但是都往电影局的门口挤。那扇门是木制的，紧紧地关闭着。偶然之间，我听见有人在问：“看见白杨了吗？”“没有，没有。”“哎，谁是彭柏山啊？”听到这一句的时候，我甚至有一份失落，怎么人们并不认识爸爸。他出事太早了，在五十年代就出事了，那会儿还不像“文革”，没有那么多人关心政治。有人在边上解释：“最早的上海宣传部长。他是胡风分子，胡风反革命集团在党内的代言人。”“他的臭老婆是干什么的？”“不知道。”
父亲不是上海最早的宣传部长，第一任宣传部部长是夏衍。一九五二年，爸爸从二十四军副政委的位置调任华东文化部副部长。部长由复旦大学陈望道兼职，但是他不到任，由爸爸管理所有的事情，他是常务副部长。可是在上一辈人们的记忆中，在父亲朋友的记忆中，都误以为他是华东文化部长。一九五三年，当夏衍调往北京任文化部副部长的时候，爸爸调任为上海市委宣传部部长。
一九五三年，当夏衔调往北京任文化部副部长的时候，父亲接任夏衍的职务，担任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长。
爸爸离开部队的时候，二十四军军长兼政委的皮定均，爸爸最亲密的朋友、战友，当时不在部队，上北京开会去了。当他回来听说爸爸已经接受了调令时，拍着桌子说：“这个柏山真是糊涂，他怎么可以去这种地方。他一个书生，哪里搞得过他们啊！”
在我懂事的时候，就开始听见妈妈这么说。而每一次听她说的时候，总能感觉到她刻骨铭心、痛心疾首的样子。直到最后的时刻，直到四十年过去以后，直到妈妈病危在床上的时候，她还在说：“要是皮司令在那里就好了，他是不会放你父亲走的。你父亲要是不离开部队，皮司令是一定会保他过关的，他就不会卷进去……”说着说着，她会蜷起已经变形的手，在那里拍打着床沿。“你父亲这个人，就是让皮司令说透了，他就是个书生，哪里会搞什么政治啊。我看是他自己不好，他还是想到地方上去。想去搞什么文化艺术。不去，就好了……不去，他就不会被他们弄死，我们这个家，也不会是今天这个样子了……”
走错这一步，爸爸永远不愿意再去回忆。他只是说：“我和老皮是一起从死亡线上走过来的。只有他，是真正为我好。一辈子有一个这样的朋友，也是我最后的安慰。”说这些还有什么意义呢？皮司令这样好的人，一个真正的军人，也在“文革”中去世了。
不论他们再说什么，一切都已经过去了。
只有一件事，我觉得妈妈说对了。她总是这样跟我们孩子说：“政治是很可怕的，也是最肮脏的。你们一定要学个本事生存，不要搞政治。我就是一直不要当官，这才救了我，也救了我们这个家。”
解放后，妈妈几乎一直在上海译制片厂任俄文翻译，没有任何官职。她翻译了七十多部苏联电影。但是更多的时候，在影片结束，在“译制人员”的字幕栏上，是看不见母亲的名字的，她是被划入另册的翻译。那一天她被拉到电影局，实在是去“陪斗”的，她已经算不上什么人物了，仅仅是一个反革命家属。我和小梅没有挤进电影局，那时木门只打开了一半，只看见一辆封闭的卡车开来，刚刚够卡车开进电影局，紧接着木门就把所有看热闹的人都拦在淮海路上。
这是唯一在“文革”后保留下来的爸爸和皮定均叔叔的合影，右一是爸爸，后排中是皮定均叔叔，摄于松江二十四军军部。
我和小梅一直等到天黑，人群早早地散了，但是没有看见妈妈他们出来，更没有看见任何卡车开出来。我们回到家里的时候，屋子里空空的，妈妈也不在。坐在黑暗中，我问小梅：“你说会出事吗？”“不知道呀。不会吧。”我们对出事也没有什么具体的感觉，但是黑暗的黄昏，总让人感受到一种不安，一种恍惚。我们在那里胡说着，猜测着，实在是不敢有太多的思考。不知道是在什么时候，哥哥晓岑跑到电影局去的，突然在晚上七点多钟，晓岑扶着妈妈走进了家门。
我跑去开灯，晓岑说：“不要开大灯，开那盏小台灯就可以了。”
黑暗中，我一回头，看见一个头已经被打得肿胀起来的母亲，她的眼镜被打碎了，红肿的眼皮耷拉在那里，掩盖着瞳孔开始放大的眼球，她的面目显得十分狰狞。她一路走，一路歪歪斜斜地在那里探路。眼球像是要从眼眶里滚落下来。晓岑搀扶着她也没有用，这好像不再是她的家了，她什么都看不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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