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杜凤治说案发的源头是梁宽大清早去田里劳作，而被害人谭氏在家睡懒觉，导致谭氏和婆婆发生冲突。杜凤治这么写是想把案件的责任往谭氏身上引，意在证明被害人也是有过错的。而且，看语进一步把谭氏描绘成出言顶撞婆婆、撒泼啼哭的泼妇形象，让读者对谭氏产生不了一点儿好感，同时为双方进一步发生冲突埋下了伏笔。
杜凤治是继续朝着“可矜”和“缓决”的方向努力，想给梁宽留活路。
第三，梁宽杀死谭氏的过程，被杜凤治描述成了双方扭打互殴，目的是想刻意隐瞒梁宽故意杀人的真相。梁宽先是训斥谭氏，谭氏回骂，梁宽殴打谭氏，谭氏跑了出去；梁宽拿刀追出去，谭氏受伤后扑过来，两人扭打在一起。这表明梁宽杀妻是谭氏不服管教引起的，而且双方有打斗。这就降低了梁宽的主观故意，突出了客观因素。就连描述的伤情，杜凤治用的也是“划伤”“带伤”等比较缓和的词，受伤的部位是“右眉”及“左右腮颊”，而非致命部位。这是继续替梁宽开脱。
第四，在两人扭打过程中，婆婆梁陈氏与谭家的谭亚交十难道会一直无动于衷，看着事态一步步恶化？死者谭氏的堂兄谭观锦，又是一个什么角色？
奇怪的是，梁宽和证人梁陈氏、谭亚交十的供词，在关键情节的叙述上完全一致，甚至梁宽用刀砍伤谭氏的先后顺序、具体部位等细节，几个人都交代得丝毫不差。更奇怪的是，并不在场的谭观锦，竟然也有同样的供词。所有的一切都是为了把案情制造成杜凤治所希望的那样。
最后，被梁宽诬陷的赖正义，则完完全全在看语中消失了。显然，杜凤治把梁宽诬陷赖正义的事情刻意隐去了。梁宽打死也不认罪的情况也被隐去了，换成了梁宽投案自首、供认不讳。这样写的目的何在，想必大家都很清楚了。
总之，一起杀妻诬陷的案件在官方的初审公文中变成了殴伤致死的案件。杜凤治这么写，是为了兑现他对梁宽的承诺。那么，这样的公文能得到上司的认可吗？梁宽杀妻案，能被杜凤治顺利地偷换案情吗？
第四回 如此“依法办案”
嫌犯梁宽打死也不认罪，知州杜凤治为了获得梁宽的认罪口供，和他做了一笔交易，答应只要梁宽认罪，就承诺不判他死刑。最终，梁宽交代了杀害妻子的来龙去脉。杜凤治判处梁宽绞监候，并写了一道与事实差别极大的看语，把梁宽蓄谋杀妻硬生生写成了夫妻斗殴，梁宽将妻子殴打致死。那么，上司能认可杜凤治的初审案卷吗？这件违背事实、漏洞百出的案卷，会不会出问题呢？
明清的司法制度相对比较完善，有严格的审判、复核和纠察环节。清朝的命案，州县衙门负责侦破和审判，为初审，是最低的审级。初审后，案子要转给府、道复审。知府和道台要梳理案子的来龙去脉，判断州县初审是否恰当。在这个过程中，复审官员有必要过问所有相关人等和相关证据。复审通过后再递交省里，由按察使大人再次复审，最后由巡抚判断初审和复审是否得当。省级觉得从侦破到判决都没有问题了，就上报京城，由刑部终审。如果是死刑判决，往往需要组织三法司会审。这么多道关卡都通过了，判决才能最终生效。所以，杜凤治那份问题多多的案卷，还面临着多重考验。
在复杂的司法环节中，最重要的一条规定就是“依法办案”。法官审案，必须要亲临现场，仔细勘验，必须要有证据，最重要的是要有犯人的口供。这一点，杜凤治费了好大的力气，勉勉强强算是做到了。法官宣判，必须要严格“依法判决”。犯人的刑罚必须要和他的罪行严密相符，法官引用的法律条文必须妥当。但是，现实永远要比法律条文复杂得多，社会的变化也不是立法者所能预测的。所以，法律条文不可能涵盖所有实际情况。同时，清朝的法律规定非常复杂，既有原则性的《大清律例》，又有诸多的例、圣旨和可以引用的判例。要做到判决和条文严丝合缝，必须进行文字工作。
清朝官员的做法是，根据法律条例来倒推，“人为制作”案情。在公文写作的时候，把案情制造成符合法律条文规定的模样，然后再进行判决。这样的判决肯定是依法判决。
对于最基层的州县官员来说，司法公文的写作尤其重要，因为初审判决往往成为定案的基础。在实践中，上级通常根据初审意见做出判决，很少有官员重新审理案情。他们不可能把所有案子都直接通过复审，总要驳斥下级一两回，表明自己的确做了工作。杜凤治对于司法案卷的审核通过有过“经验之谈”。他说：“只要是上报的案子，没有不遭到驳斥的。如果是直通中央的还要往返几次才能定案。我们看着案子办得很稳妥了，似乎没有纰漏了，上司也一定要找到一丁点儿的疏忽来驳斥你。所以，官员们办完案后，要故意于不紧要处留一破绽，让上司有驳斥的机会。改正后再送上去，上司就会批允了。”下面的官员故意“留一破绽”供上司批驳的伎俩，上司肯定也知道，但是双方都不说破。如此的案件复审等同文字游戏。
行政经验丰富的杜凤治深知，把公文写得非常圆滑、面面俱到很重要。他的看语就写得非常圆滑，通过一个个伏笔，成功制造了案情。梁宽杀妻案的案卷，就是清朝基层典型的“司法杰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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