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件事情，则要重要得多。审查云南报销案，主要是查办户部的腐败问题，抓住户部在办理报销事宜时吃拿卡要的问题不放。受到查处的官吏，也主要是户部的官吏。按说，户部会对此案有所抵制。但是，新到任的户部尚书阎敬铭，一点抵触情绪都没有。相反，他非常配合云南报销案的查办工作，同时他自己还在户部展开了轰轰烈烈的反腐败运动。阎敬铭首先针对户部官员，尤其是其中的满族官员不熟悉财政业务的情况，调整了官员设置，把部分熟悉业务的汉族官员调往关键岗位。在此之前，户部的档案房的官员全部是满族官员，汉族人对全国财政收支的详细数据并不清楚，阎敬铭顶住压力，在档案房增加了汉族官员。从此，清朝的财政开支数据才被汉族官员所熟知。其次，阎敬铭斥退了许多吃拿卡要、收受贿赂和回扣的书吏，同时接连上奏弹劾罢免了相关的贪腐官员。户部之前有“四大金刚”，常年在户部当官，熟悉法规和业务流程，受贿徇私，贪赃枉法，胡作非为不是一天两天了，其他官员敢怒不敢言。这“四大金刚”也在阎敬铭的反腐败运动中被拉下了马。其中，“四大金刚”之首的姚靓元，当时已经高居广东布政使，前途一片光明。阎敬铭硬是通过弹劾姚靓元在户部工作时的老问题，把他给扳倒了。经过阎敬铭的强力整顿，户部的风气有所好转。
光绪九年三月，慈禧加派阎敬铭一同审理云南报销案，这是对阎敬铭的肯定。至此，云南报销案会不会又出新的波折？它最终将如何收场呢？
第四回 晚清党派之争
清流党人扳倒了军机大臣王文韶，此后案子审讯非常顺利，相关人等都交代了各自的罪行。负责此案审讯的官员，调集了天顺祥、百川通等银号的账簿，又清查了崔尊彝、潘英章的收支，结果发现了新问题。什么问题呢？办案人员在账目中发现了很多列为“别敬”“赠敬”“炭敬”“节敬”之类的款项支出。这些支出都列出了对象，支出对象绝大多数是京城各部院的官员，少数是近期在北京办事的地方官员，涉及的人数很多。而支付给这些官员的款项，很难分辨是崔尊彝、潘英章的私人钱财，还是他们挪用的云南省的官银。怎么处理这件事情呢？
这里需要解释一下这些以“敬”为名的支出。所谓的“敬”，就是送礼。清朝的官员，因为血缘、地域、科举、同僚等关系，被编织在一张张的人际关系网络中。比如，官员主持一个省的科举考试，那么他录取的所有举人在名义上都是他的门生，与他有师生之谊。以后过年过节，门生都要给老师送钱送物。门生当官后，和老师见面，也要问候送礼。此外，地方官员要定期向京城官员送土特产，送金银财宝，这些礼都有好听的名字，比如冬天送礼，可以说是送取暖费，叫“炭敬”；过年过节送钱，叫“节敬”；地方官员离京返回地方，告别送钱，叫“别敬”。实在想不出名义的，还可以叫“赠敬”。
这些钱，有些还可以算是礼尚往来，但是大多数已经超过了正常人际交往的范畴，过于频繁，金额也太大了，已经涉嫌行贿受贿了。但是，官员不送钱不行，不送就会被官僚集团孤立，难以获取信息，办事情找不到帮手。最后闹到，一些囊中羞涩的地方官员，不敢到北京办事，担心到了北京会被扒掉好几层皮。
情况反馈到主审的几位官员那里，亲王奕誴认为这是行贿受贿，主张对此展开严厉追查，处理所有涉案的官员。以翁同为代表的其他主审官员，包括麟书、阎敬铭等人，一致反对，他们说这些都是京内外官员相互的馈赠，而且千百年来官僚集团都是这么往来的，不能当作是贿赂。
亲王坚持把这些敬礼当作贿赂，是有特定的制度原因的。清朝的宗藩制度规定，严禁宗室亲王和外朝官员相互往来，目的是为了防止宗室王爷们培植个人势力，危害皇权。所以，宗室王爷和官员们互通书信，相互馈赠，都是违法的，双方都是要受到惩处的。因此，没有官员给亲王送过任何敬礼，亲王对官场的送礼馈赠风气也没有直观的感受。他完全可以站在道德的制高点，要求一查到底。
但是，翁同等人的情况恰恰相反。他们是官僚集团的一分子，接受过许多馈赠和敬礼，自己也送出了很多的金银礼品。如果把这些行为当作行贿受贿，深究起来，他们每个人都是犯罪分子。就比如翁同，他录取了不少门生，接受了门生们的许多馈赠和孝敬，如果按照亲王的思路办理，那他翁同不就成了接受巨额贿赂的腐败分子了吗？
所以，翁同明确反对追究云南报销案中的馈赠和礼品情况，把案情局限在报销事务上。私底下，翁同也多次拉拢亲王，向他晓之以理、动之以情，说明当时官场的实际情况，希望亲王不要追究那些礼金支出。但是，亲王奕誴就是不同意，他是出了名的犟脾气，顽固得很。当年，他就因为这个脾气很不讨父皇道光皇帝的喜欢，被早早地排除在皇位候选人的名单之外了。如今，亲王奕誴在此案横生出来的礼金问题上也是一根筋，坚持要追究。翁同在日记中记载，自己对他是“虽百方开譬，终执不可移”，不禁感叹“晓事之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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