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到这里，估计大家心中已经有了很多问号。这到底是一起什么案子？这六个人到底犯了什么罪？清朝政府为什么要大动干戈，按照西方司法制度来审判这起案子？
这是一起清朝政府状告《苏报》报社及其作者发表激进言论、煽动造反的案子，史称“苏报案”。要弄清楚苏报案的来龙去脉，得从《苏报》和它的所有人陈范谈起。
陈范是江苏常州人，1860年出生，他的家族在当地是望族，他的父亲和大哥都考中过进士，都是朝廷命官。陈范从小就接受了系统教育，想走父兄那样“读书——考试——当官”的道路。他考中过举人，于1891年出任江西省铅山县知县。当年，陈范只有三十一岁，应该说前途一片光明。他怀着干一番事业的雄心壮志投入到工作中去，但是，很快就被现实打垮了。1895年，陈范因为和上司不和，被罢官了。
陈范被罢官时才三十五岁，刚好是干一番事业的年纪，总不能闲着。那么，干点什么好呢？重新当官，希望不大，而且陈范的性格也不太适合当官；给别人当幕僚，或者办私塾教书，陈范又有点不甘心。怎么办呢？
幸运的是，19世纪末的中国已经与以前大不相同了。除了官场和学校外，社会还给读书人提供了其他出路。当时，通信技术、印刷技术的发展和传播网络的建立，使得新闻出版行业蓬勃发展。新闻出版行业给读书人提供了大把大把的就业机会。你可以当记者、当编辑、当作家，或者宅在家里当自由撰稿人，只要有人愿意买你的稿子就行，如果有钱，你还可以自己办报纸当文化商人。
距离陈范老家常州不远的上海地区，是当时中国最先开放、经济最发达的地区。上海的新闻出版业发展很快，给许多体制外的文人提供了谋生手段。很多读书人都到上海去闯荡。陈范在老家待了两三年后，也来到了上海。陈范有点小积蓄，决定搞点文化产业，于是，他开始寻找合适的项目。
机会很快就来了。当时，有一家刚刚创办一两年的小报纸，因为经营不善，老板想找个下家接手。这家报纸就是《苏报》。《苏报》是一份日报，1896年在上海租界创刊，创办初期主要刊登八卦新闻，报道社会上的小道消息，销售量一般。
陈范考察了报馆的情况后，决定买下《苏报》，自己当馆主，类似于现在的报社社长，他拉来妹夫汪文溥当主笔，类似于现在的总编辑。陈范又叫来儿子陈仲彝、女儿陈撷芬当记者兼编辑，一家人就这么开始了《苏报》的“二次创业”之路。当时上海滩的不少报纸都是小本经营，像《苏报》这样父子老少齐上阵的“合家欢”场景，并不少见。
那么，他们一家人经营得怎么样呢？用一个词来形容，那就是惨淡。
创业之前，陈范把未来想象得很好，真正当老板后，他发现现实太残酷了，根本不是自己原来想的那样。上海的报纸很多，竞争很激烈，陈范没有办报纸的经验，更不懂得经营，《苏报》在他接手后情况很糟糕。根据日后英国驻上海领事的报告，《苏报》的销量在一千份左右。当时报纸发行量至少要三千份才能保本。也就是说，《苏报》出版发行一天，陈范就赔一天的钱。
怎么办？陈范总结经验教训，认为问题的关键是缺作者。从事过新闻出版行业的人都有切身感受，作者资源很重要。有什么样的作者，就有什么样的稿子；有什么样的稿子，就有什么样的产品。所以，作者资源是新闻出版行业的核心资源，报纸质量的竞争，就是作者资源的竞争。而陈范恰恰没有好的作者资源。
于是，陈范开始留意作者资源，从1902年开始频繁地进出当时上海滩著名的社交场所张园。
张园是上海租界的一个私家庄园，主人姓张，所以俗称“张园”。这个园子的特点，第一是大，占地六十多亩，是当时上海滩最大的私家庄园。第二是设施先进，里面有当时上海最高建筑“安垲第”，可以召开一千人以上的大会，又有电灯、照相、电影、气球等新事物，经常承办体育比赛、戏剧表演、展览大会等活动。第三个特点，也是更重要的特点是，张园向所有人免费开放，来者不拒。老百姓的婚丧嫁娶放到张园办，霍元甲和外国大力士打擂台，也放在张园举行。很快，张园成了上海最大的公共活动空间，人气很高。
陈范发现张园里有很多作者资源。园子里经常举办政治集会，什么拒俄大会、中国教育会、爱国学社等，都在园子里举办活动。其中，爱国学社是一个革命团体，定期在张园集会演说。陈范本身具有改革思想，对清政府不满，所以在思想上很赞同爱国学社的宣传。于是，他找到了爱国学社谈合作，爱国学社也需要有一个宣传阵地，双方一拍即合，爱国学社的成员蔡元培、吴稚晖、章太炎、张继等人轮流给《苏报》写稿子，报馆每月资助爱国学社一百元钱。
爱国学社中有一个才二十二岁的湖南小伙子，叫章士钊，他之前在南京陆军师范学堂读书。章士钊人很聪明，书读得很好，学堂的负责人俞明震非常欣赏他。1903年，章士钊不满官府的腐败保守，参加了学校的罢课，后来干脆带着罢课同学到上海集体加入了爱国学社。陈范非常喜欢章士钊，大胆聘请章士钊担任《苏报》的主笔，也就是总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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