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是，就出现了开头租界会审公廨7月15日第一次公审章太炎等人的场景。当时，清朝官员知道，按照西方程序来办太慢，太麻烦，而且判决结果还不一定有利于清政府，他们还是想把案犯从租界劫出来。之前，这六个人被关押在巡捕房，清政府不好去劫狱。第一次公开审讯，要把案犯从巡捕房转移到法庭。袁树勋就安排了五百名官兵，潜伏进租界，想半路把章太炎、邹容等人劫走。
工部局想到清朝官员会来这一手，做好了防止劫狱的准备。巡捕房用马车转移犯人，每个犯人坐一辆车，每辆车有一个英国巡捕陪坐，同时马车外面还有一个英国巡捕跨辕，也就是抓着马车，贴在马车车身上随行。此外，车队外围有好多巡捕全副武装，防止劫狱。在车队经过的街巷隘口，也都有巡捕把守。因为巡捕房防范严密，袁树勋劫人的阴谋没有实现。
劫狱失败后，清政府没有选择，只好老老实实准备庭审了。
审讯正式开始。第一天的庭审内容主要是确认犯人身份和初步的陈述。第一位被告程吉甫是《苏报》报社的账房，在法庭上他供称自己在报社只管广告，不负责内容，更不管言论。第二位被告钱宝仁在法庭上说自己只是报馆普通员工。第三位被告陈仲彝是《苏报》老板陈范的儿子，之所以抓他，和中国人“父债子偿”的观念有很大关系。陈范虽然跑了，但他涉及的是大逆不道的罪名，是要株连家族的，所以儿子陈仲彝也有罪，他就这样被抓了。陈仲彝在法庭上供称自己与苏报案没有关系，自己既不是《苏报》的职员，也没有在《苏报》上发表文章，与本案没有直接关系。工部局从一开始也觉得抓捕陈仲彝非常不合适。在法庭上，法官问陈仲彝：“你能不能代替父亲受罪？”陈仲彝回答：“不能。”审问这三个人后，法庭认为程吉甫、钱宝仁、陈仲彝三个人和《苏报》激进言论没有关系，就无条件释放了。
第四位被告龙积之，虽然与此案关系不大，但是涉嫌参与自立军起义。所以，对他的处理结果是“取保暂释”。他在缴纳了保证金后，也被释放了，之后再也没有被捕，实际上等同于无罪释放了。
本次庭审的关键是审讯章太炎和邹容。面对第一次公审，章太炎、邹容并不太懂得保护自己，不太会和清政府周旋。章太炎毫不掩饰地承认自己是《驳康有为论革命书》的作者，说自己看到康有为写文章反对革命，袒护政府，不同意他的观点，所以写了这篇文章驳斥他。这就等于承认了原告对他的指控。那么现在，我们就要说到本案的一个关键问题：罪名。
按照西方司法程序，原告提出诉讼，必须师出有名。你要告对方什么？这一点，就让清政府犯了难。苏报案本质上是媒体言论自由的问题，因为当时清朝并没有新闻出版法，也就没有起诉的罪名。清朝官员和幕僚们寻章摘句，找到了大清律中与本案最相关的内容是《刑律·盗贼类》之中的“造妖书妖言”一条。这条律法的内容是：“凡造谶纬妖书妖言，及传用惑众者，皆斩。若私有妖书，隐藏不送官者，杖一百，徒三年。”
清朝官员想以“造妖书妖言”的罪名起诉章太炎等六人。但是，他们转念一想，觉得这都什么年代了，把“妖书妖言”拿到租界公堂上，估计会让洋人和媒体笑话，不利于打赢官司。所以，清政府在表述上做了一些调整，把指控的罪名定为：“任意污蔑今上，排诋政府，大逆不道，欲使国民仇视今上，痛恨政府，心怀叵测，谋为不轨。”其中，清朝政府最重要的一项证据就是章太炎在文章中写的“载小丑”四个字，触犯圣讳。针对这个指控，章太炎轻蔑地回答：“我只知清帝乃满人，不知所谓圣讳。”小丑两个字，章太炎解释成是“类”字或“小孩子”。章太炎还说，自己只是《苏报》的一个作者，《苏报》的言论和自己没有关系。当然，章太炎在法庭上也说了比较激进的话，比如他说自己“不认野蛮政府”。
邹容在法庭上说自己对清朝的专政非常不满，所以写了《革命军》。对于其他的，邹容什么也不说。
简单的陈述完毕，第一次公审就宣告休庭。章太炎、邹容两人被继续关押，等待接下来的审讯和法庭辩论。当时有许多租界的老百姓涌到法庭外的街道两旁观看。章太炎、邹容乘马车回巡捕房，围观的人几乎堵塞了道路。章太炎情绪高亢，朗诵“风吹枷锁满城香，街市争看员外郎”的诗句，像英雄凯旋一样。
按照清朝的司法制度，案犯只要对案情供认不讳，就可以给他定罪判刑了。很多清朝官员觉得，章太炎、邹容已经承认自己写了大逆不道的文章，完全可以判决死刑了，根本不需要再审了。但是，西方司法制度不重口供，重证据，充分保护案犯的权益。会审公廨的司法程序显然不合清朝官员的心意。所以，第一次公审结束后，清政府决定另辟蹊径，找办法惩办章太炎、邹容。
清政府想到的办法就是拖，然后背后去进行外交交涉，企图绕开法庭审讯。
于是，7月21日会审公廨第二次公审苏报案的时候，原告律师一开始就指出，本案“另有交涉”，要求暂停审讯，改期进行。法庭批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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