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报案是中国近代历史的重要事件。中国到了近代以后，社会迅速发展，新思潮、新问题不断出现，政府管理面临挑战。但是，很多清朝官员固守旧思维，遇到事情习惯于用旧的条条框框去套，用旧的方法去解决，而不去理解新情况，寻找新办法。如果把新思想比作洪水，洪水来了，我们知道正确的办法是疏导，让洪水沿着河道沟渠流走。但是，清政府却用旧标准、旧方法建造堤坝，堵塞洪水。清政府想通过镇压来阻挡激进言论，没想到却助推了革命思想的传播。清政府想通过查封《苏报》报馆来控制新闻出版事业的发展，没想到反而推动了各地的反清报刊蓬勃发展。苏报案激励了革命言论。最后，清政府威信扫地，革命党人士气大发。
清政府幻想用简单粗暴的方式阻挡新思想的传播，这是典型的“懒政”，典型的不思进取。伦敦《泰晤士报》评论说：“苏报案吸引了人们的普遍兴趣。中国政府为此使出浑身解数。如果他们使用一般的热情保卫国家的其他权利，中国也不会沦落到如此令人绝望的地步。”的确，清政府把力量用错了地方，它应该把主要精力花在顺应形势发展、提升管理水平上，而不是一味地墨守成规，封堵言论。
苏报案在中国法律史上也有里程碑式的意义，给中国传统的法律观念和司法模式带来冲击。苏报案展现了媒体监督、律师控辩、自由言论、禁止刑讯、逻辑分析、重视证据等现代法学精神和程序，让清朝办案者如坠云海。此案的适时发生，终于让守旧的清朝官员，在头破血流、尴尬万分之后有所醒悟，更使西方法律体系踏足中国这个古老的国度，促进了它的觉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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